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频频对中国“下手”，先是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接着又下调中国六大国有银行信用评级展望。经济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相关评级不公平、不公正，不能客观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惠誉为什么会做出与专业人士观感相悖的结论？事实上，惠誉等美国国际评级机构凭借其垄断地位，打着“客观”旗号，已成为推行美国否认其他经济体体制优势、维护自身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

长期以来，这种局面导致全球金融市场不公正、不合理现象丛生，成为全球南方融资难、发展难的重要原因。

这是2020年10月30日拍摄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旁的华尔街路牌。新华社记者王迎摄

测不准中国经济

分析人士表示，惠誉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中国六大国有银行信用评级展望等，是故意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表现。在技术层面，下调中国评级是高估风险、低估增长潜力的表现；从目的上看，下调中国评级是扭曲事实、制造负面预期的行为。

一方面，惠誉指称中国政府债务风险高，但数据并不支撑这一结论。

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去年年末中国政府部门债务率为55.9%。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二十国集团国家的政府债务率平均在94%左右。

另一方面，惠誉作为主权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组成元素，对中国2024年经济增速预测较其他机构明显偏低，让各界质疑其主权信用评级结果可靠性。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近日通过官网发表文章说，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国情以及政策理解较为片面，未能准确认识中国宏观政策的全面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加上其信用评级方法论对发展中经济体不适用，所以无法反映中国主权信用的真实情况。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经济与国际研究所主任马科斯·皮雷斯表示，下调中国评级的目的是试图动摇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他说，受美国货币政策影响，当今世界没有哪个经济体不面临挑战，中国在挑战面前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把困难变成机遇，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阻挡。评级机构试图通过“降级”来宣扬悲观情绪，无异于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中国财政部就惠誉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惠誉主权信用评级方法论的指标体系，未能有效前瞻性反映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对推动经济增长、进而稳定宏观杠杆率的正面作用。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看，保持适度的赤字规模，用好宝贵的债务资金，有利于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最终有利于维护良好的主权信用。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统筹兼顾支持经济发展、防范财政风险和实现财政可持续等多重目标，根据形势变化，统筹需要与可能，科学合理安排赤字规模，保持赤字率在合理水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政府维护良好主权信用的能力和决心也没有改变。

这是2020年1月31日在英国伦敦拍摄的伦敦金融城。新华社发，蒂姆·爱尔兰摄

评不出“真正违约”

当下，全球信用评级产业高度集中，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巨头”几乎完全控制了全球评级市场。

回顾这三家美国评级机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在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过程中逐渐取得行业垄断性优势，掌握了一套按照自身好恶来为评级对象融资能力设定“天花板”的“评级霸权”。由于全球金融市场没有客观基准，信用评级更像一场金融游戏。

在评定主权信用评级时，三大评级机构常常从意识形态和自身利益出发，否认其他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优势，实际上成为推行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工具。

三大评级机构与资本市场关系密切，难以客观、科学评估信用风险，因此常常出现评级失误，甚至在很多时候反而成了危机的“催化剂”。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杰弗里·索南费尔德指出，过去50年间，三大评级机构整体来看几乎未能准确预测主权政府和企业借款人的“每一次真正违约”。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梳理发现，三大评级机构几乎错过了全球主权债务违约前的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包括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

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初期，三大评级机构反应迟缓，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泰铢、韩元危机的严重性。危机蔓延，三大机构为挽回声誉骤然给东南亚多国降级，反而加速、加重了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也与三大评级机构有关。在那之前几年，三大机构在经济繁荣期间给不少垃圾债评级过高，导致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比例越来越高。危机出现时，评级机构又迟迟不给相关企业降级，导致市场对风险判断失误。

4月3日，农民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近郊的一块玉米地检查作物长势。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造成严重干旱，全国进入灾害状态。新华社发，肖恩·朱萨摄

给全球南方发展“挖坑”

德国非洲政策研究所指出，三大评级机构近年来对非洲各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呈现“更频繁、更主动，且不断恶化”的态势。这类“不请自来”的主权信用评级并非基于发行人要求做出，是评级机构“自带滤镜”的操作。

其背后的逻辑在于：信用评级差意味着风险更高，往往会导致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的成本更高。信用评级被下调会导致非洲国家政府不得不为所欠的债务支付更多利息。而为了优先偿还债务，一些非洲国家政府被迫推行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往往不利于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并对预防和解决债务危机带来负面影响。

受害者不只是非洲国家。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而三大评级机构主导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却长期对它们实行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评级标准，动辄把中国行业龙头企业发行的国际融资产品评为“垃圾级”，让专业人士直呼“看不懂”。

从本质上看，当前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设立的有利于自身的评级标准，它们给自己的信用等级打高分，给发展中经济体的信用等级打低分，从而收割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看到如此“怪象”，即新兴经济体在财富创造能力、经济增长等方面有长足进步，但信用级别却很低。

三大评级机构掌控的传统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严重失衡，明显偏向美西方国家和企业，难以做到公正合理，甚至成为推行美国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

国际评级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及其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也提高了南方国家经济腾飞的“门槛”。很多时候，西方国家企业花很少的成本就可以在金融市场撬动大量资本，南方国家企业却要支付更高的利息和融资成本，这正是缘于这套不公正、不合理的评级体系。

美国《福布斯》杂志印度版去年发表题为《僵化还是偏见：全球评级机构如何错过印度的增长脉搏》的文章。不少印度官员和经济学家在文中表示，三大评级机构长期“看低”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未能客观评估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发展。

印度巴鲁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丹·萨布纳维斯认为，从概念上讲，评级机构“犯了错”，评级机构需要重新审视它们的方法论，要充分了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