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释放产业新活力 ——“组织振兴引领保障乡村振兴”调研报道之三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近年来,各地抓住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这个重要引擎,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统筹整合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积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切实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振兴的发展优势。

党建引领壮大集体经济,盘活农村资源

河南省兰考县三义寨乡白云山村的蔬菜大棚里,番茄株长了一人多高,42岁的脱贫户武清香正忙着采摘。“今年已经卖了快10万元。”武清香说。

承包两个大棚,武清香实现脱贫增收。个大味甜的番茄可以卖给前来收购的客商,也可以供游客采摘。

“如果没有产业支撑,我们这个交通相对落后、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小村,很难实现突破发展。”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保超说。2018年,经过实地调研,村民们意见很快统一,筹集资金盖起温室大棚,发展番茄和甜瓜种植。

如今,小小番茄,每年为村里带来1000多万元收入。村集体建起了十几个大棚,每年收取租金;还建起交易市场,按照每斤3分钱的标准向采购方提取交易管理费。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3.1万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把村级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各类社会组织等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近年来,各地以党建引领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强筋健骨”,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路径、新模式。

从调研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看,比较普遍的模式是村集体依托本地农产品、旅游、矿产等资源优势,创办领办合作社或公司,采取“党组织+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发展特色产业;也有的是实行股份合作,村集体利用土地、山林、实物资产等资源折价入股或资金入股等方式,与企业、合作社合股联营;有的是开展租赁经营,村集体盘活闲置、低效使用的办公用房等,或者异地兴建、购置厂房、商铺等,开展租赁经营,获取稳定收益;还有的提供服务创收,通过组织劳务合作社等方式,提供农业生产、加工流通、仓储物流、河道保洁等配套服务创收……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乡村十八坊商业街区人潮涌动。郫县豆瓣、蜀绣、唐昌布鞋……一间间青砖灰瓦的店铺,按“前店后坊”的川西作坊样式分列道旁,游客穿行其间。

乡村十八坊就是由战旗村利用集体资源自筹资金、自主设计、自主修建、合作经营的。在战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高德敏看来,村里能有今天的面貌,把土地资源盘活,探索符合本村实际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是重要一招。

过去的战旗村经济主要依靠传统农业,集体经济薄弱,发展局面打不开。村两委班子经过调研研判,探索土地规模化经营,将零散的资源适度集中。开展土地整理、承包地流转、集体资产确权到户……每一步调整,都由村党委领导下的村集体统筹实施,最大限度保证公平公正。

2015年9月,战旗村抓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机遇,将13.45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拍卖,村集体因此获益706万元,村级集体资产突破2000万元。

组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旅游公司;整体租用村民闲置房屋,打造经营地方特色美食、土特产品的“壹里老街”……如今的战旗村,产业兴旺,致富路越走越宽。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68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5万元。

近几年,各地普遍进行了清理农村资产、资源、资金的专项工作,全面梳理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订立的经济合同,解决了一大批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问题,将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等业务统一纳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

各地还坚持问题导向,突破难点、打通堵点,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针对产业发展规模小、收益低的问题,河南省安阳市优化政策资源推动抱团发展,出台政策鼓励以乡镇为单位将各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社资源进行整合,依托联合社体系承接外部市场要素、金融资本和社会性资源,提升集体经济效益。

在深化农村资产资源改革方面,浙江省安吉县创新实施农业“标准地”改革,推动全国首宗农业“标准地”落户安吉,指导村集体以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方式参与农业项目运营,有效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构建了一套完善的“村集体+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了村集体经济自身造血能力。

因地制宜发展合作社,做优做强特色产业

随着农业转型升级,包括农民合作社在内的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迅速。

“一个传统农业村如何做大做强产业?我们的选择是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种植。”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春丽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卫兴回忆起村子的发展变化时说。

2007年,张卫兴与村里的几个党员带头创办了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把村民的土地承包过来,集中运作。担任村干部后,为打消村民对土地流转的顾虑,张卫兴开展“书记来串门”活动,挨家挨户细算收入账。

土地流转后,大多数村民可以获得三项稳定收入:土地流转费、合作社务工薪酬或外出打工收入、卖粮所得收入。村民想明白也看清楚了,纷纷加入。合作社承包面积从最初的300亩扩大到了如今的2万亩。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如今可以提供农机耕作、植保、机割、粮油生产、销售等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

为了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各地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加强示范引领、优化扶持政策、强化指导服务,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社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

4月下旬,江西省吉安县永阳镇江南村井冈蜜柚基地的柚子树开始挂果。“估计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江南村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胡乾元说。

江南村曾是贫困村,胡乾元带领村两委干部和部分党员外出考察,产生了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井冈蜜柚产业的想法。

党员干部先行出资、自家土地先行试种……在村里党员干部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合作社实现了技术培训、生产标准、物资采购、品牌培育、包装销售、品牌打造“六统一”,进而带领县内其他13家相关合作社,成立吉安县井冈蜜柚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小而散、低质量,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问题。为改变这一局面,让农民专业合作社切实推动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近年来,各地不断探索创新、寻求解决方案。

为突破单一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河南省滑县将三个合作社联合起来,成立产业协会。协会党委按照“支部+协会+基地”的党建服务模式,统一指导技术、农资、销售等小组。

探索社村合作的新路,浙江省嘉兴市整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基层供销社的经营服务优势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势,通过组建基层农合联综合党委,建立以共抓资源整合、共创融资通道、共建综合平台、共筑市场优势、共育人才队伍为主要内容的农合联党建模式。全市累计建成基层农合联综合党委55个,领办农民致富项目293个。

为高质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在浙江,已建起30多家两山合作社。聚焦生态资源变生态资产、生态资产变生态资本,合作社成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经营管理平台。今年6月,浙江省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两山合作社建设运营的指导意见》,探索形成“企业+集体+合作社+村民”等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运营格局。

如何加强党对农民合作组织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领导?各地近些年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着力扩大对这些组织的党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规范和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截至2021年底,全国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建立党组织21836个。

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比如建党组织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不能搞简单覆盖,为了建而建。“实际情况是,一些合作社运行并不稳定,有的渐渐变成了‘空壳社’,党组织作用发挥也不够好。”一些基层干部建议,这些建在农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要隶属于行政村党组织,党员的党组织关系也最好保留在村党组织,“双重管理,过组织生活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

党建联建统筹发展,实现资源优化组合

干净整洁的村道,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乡愁馆、家风馆,红色气息浓郁的“党建文化长廊”……走进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常袋镇马岭村,处处皆景,满是活力。

69岁的马其祥当了30多年村支书,是村民眼中当之无愧的“领头雁”。在他的带领下,马岭村流转土地500余亩,建起工业园区,引进9家企业,新增就业岗位350余个,集体经济年收入117万余元。以农业企业为牵引,村里建起软籽石榴、车厘子、核桃、有机花椒等农业示范园,放大农旅融合效应。去年,在镇党委牵头下,马岭村联合周边发展相对较弱的酒流凹村、姚凹村成立联合党委,由马其祥担任联合党委书记。

“每两个月联合党委召开成员会议,每3个月召开一次全体党员会议,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思想,谋划下一步的发展。”孟津区副区长、常袋镇党委书记杨霄说,“通过党建联建,党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凝聚了发展合力。我们正在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让这个片区的发展更加强劲有力。”

近年来,立足一些乡村“小而散”的现实,各地在不破坏既有建制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党建联建统筹农村发展,实现资源优化组合、思路共谋共享,努力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不强、治理成本高等问题。

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条蜿蜒约6公里的金溪河,串起雷山村、蒋家池头村、税务场村、金峨村、余家坝村。虽说相邻,七八年前,五村发展速度却参差不齐,仅从集体经济收入来看,落后村只有富裕村的约1%。

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解?从党建联建破题。2015年,宁波将“金溪五村”作为首个试点,建立“金溪五村”党建联建机制,针对抱团合作内生动力不足、各村党组织强弱不平衡等问题,以发展最好的金峨村为龙头,突出党建引领、区域联动、互学共促、抱团合作,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共富动能。

“党建联建机制建立后,我们五个村每月轮流召开联席会议,村支书坐到一块儿,商讨村事、共议发展。”金峨村党支部书记周康健介绍,依托联建统筹资源、整合力量,五村以参股方式成立金溪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推动农业区域化产业化经营,逐步建立起五村经济纽带,实现组织建设“一盘棋”、产业发展“一体化”、治理服务“一条龙”。

五村之中,金峨村依靠花木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300万元。随着党建联建机制的建立,花木产业在五村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的转变。如今,从环境、产业到公共服务不断优化的“金溪五村”,打响了品牌效应,吸引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不断流入,切实带动了各村发展。其中,雷山村集体经济从原来的不足1万元增长到目前的63万元。

重心下移、资源下沉、保障下倾,浙江各地近年来推动党建联建落地见效、常态长效。

在平湖市,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沈家弄村、钟埭村、大力村牵头,联合全市54个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开展党建联建,集中复垦盘活“小、散、乱”集体存量用地,通过合资经营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在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向中西部地区捐赠“白叶一号”茶苗,安吉联合湖南省古丈县、四川省青川县和贵州省普安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雷山县等三省五县,成立“白叶一号”乡村振兴党建联盟,“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在组织建设、产业发展、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互助机制,探索绿色低碳共富之路。

针对基层党组织领域区域不同、基础条件各异、结对需求多样的实际,浙江总结推行龙头带动型等7种主要联建模式。目前,全省共形成党建联建实践案例7100多个,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15万元以上行政村已达84.8%。

“村村联合”“村企联合”“村社联合”……在各级党组织推动下,有共同愿景、内在需求、发展纽带的农村党组织之间广泛开展联建,引导各村抱团推进产业项目、联合培育地域品牌,逐步形成规模效应,推动村集体增收和村民致富。

《 人民日报 》( 2023年07月24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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