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谋划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和重点。

会议开完后，国内的媒体、专家和网友，都在争相“划重点”、看解读，关注全会公报字里行间每一个未来的机遇点。‍‍‍‍‍‍‍‍‍‍‍‍‍‍‍‍‍‍‍‍‍‍‍‍‍‍‍‍‍‍

而与中国人前行奋斗的姿态形成对比的，是全球正在上演的另一种现实：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林立、美欧绿色转型遭遇滞阻、全球经济复苏仍然脆弱......‍‍‍‍‍‍‍‍‍‍‍‍‍‍‍‍‍‍‍‍‍‍‍‍‍‍‍‍‍‍‍‍‍‍‍‍‍‍

甚至有学者提出，世界正在进入历史的下行周期。

置身于这样的大环境中，我们看到不少国家爆发危机，出现了“走马灯”式的政治乱象，甚至发生政治人物遭遇刺杀的极端情况。‍‍‍‍‍‍‍‍‍‍‍‍‍‍‍‍‍‍‍‍‍‍‍‍‍‍‍‍‍‍‍‍‍‍‍‍‍‍‍‍‍‍‍‍‍‍‍

相比之下，中国仍然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自己的目标，这样的节奏感、确定感，从何而来？

最近，在“全球经济裹足不前”的同时，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高盛、瑞银纷纷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将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上调了0.4个百分点，调至5.0%。

这样的增长预期，远远高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预期的同时，下调了美国的经济预期。‍‍‍‍‍‍

这些机构在相关报告中也提到了具体原因：看好中国经济的韧性与发展潜力。

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提到了我国经济当下的发展环境：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偏弱，通胀具有粘性，地缘政治冲突、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频发；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推动经济稳定运行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稳定在5.0%，殊为不易。

而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不仅是一些国际机构作出预期的佐证，更为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发展的节奏感，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考。

谭主注意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中的一个细节：

“当前形势”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仅被写入了三中全会公报当中，还拿出一定笔墨来阐述。这在以往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并不常见。

从当下着眼、从当下出发，这正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发展节奏感的第一个时间坐标。

着墨于“当下”，意味着接下来的行动要保证精准的现实针对性，迎难而上。

在着墨当下形势的内容中，公报提到了几个具体方面：

落实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这些方面既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各项政策和工作的重点，又关乎下一步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公报中也做了相应的部署安排。

过去、当下与未来在公报中形成了统一，进一步明确在同一个目标之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有了扎实立足于当下的起点，向前看，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间表也是很清晰的。

这次三中全会公报，还出现了一个内容——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透过三中全会公报中这第二个时间坐标，我们可以感受到责任心和强大的自信。

这样的自信，也来自我们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对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内容的准确把握，对具体要改什么、怎么改，心中有数。

这在公报中，体现为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并且开宗明义地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曾在中央财办工作，他说，“高水平”，意味着要更充分地激活市场的积极潜力。

就拿民营经济来说。2012年至2022年，民营企业在所有企业数量中的占比从79.4%增长到93.3%。

随着数量的增长，民营企业也参与进了更多的经济活动。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油气、核电、铁路等领域，最近几年已经向民营经济主体陆续开放。

在19日解读三中全会精神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提到，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

这些举措，都是在把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放到更重要的位置。

二十届三中全会，也给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设置了一个完成区间，2035年。这也是公报为我们把握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节奏，提供的第三个时间坐标。

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将是怎样的图景？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这场会上，也提到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与专家、企业家讨论的话题很细致，具体聊到了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发展风险投资、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治理体系、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等议题。

这些议题，都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关注的层面。

也正是这样一份时间表，给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感。

方向既定，如何发力？

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为我们向前进发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着力点：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全会也明确了具体部署。可以注意公报中接连提到的两点内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如何理解二者内在的逻辑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论述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放在过去十多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创新，不仅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深改会的新闻稿中，与创新相关的具体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而这一次，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最新部署，又将如何进一步释放我们的创新潜能和活力？

谭主专门找到对各国科技政策有着深入研究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薛澜跟谭主解释，注意全会公报中的一个表述——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意味着一整个生态。创新，说到底是我们把知识变成价值，这个过程中涉及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

要调动牵引多方主体的积极性，首先需要一个“指挥棒”。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有一个表述出现了两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更为具体地点出了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着手开展的领域：

加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制定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开辟量子技术、生命科学等新赛道。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在政策文件中，直接点出最有前景的新赛道、新领域，首先帮助市场、企业和科研院所明确了最有可能性，以及国家发展最需要的方向。

明确了大方向，接下来，还需要形成适宜创新的环境。薛澜告诉谭主：这次特别提到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做的正是继续健全这个创新生态。

实际上，教育、科技、人才不适配的问题，也是制约我们创新能力建设的一个“裉节”。按照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的分析，近几年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遇到的“卡脖子”问题，一个症结是源头创新的顶尖人才不足。

一体化改革，正是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理顺各种创新主体的关系，打通堵点，使人才和资源，更加顺畅地流动到最需要的方向。

目前，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最高在30%左右，与美欧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背后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融资不易。

这样的情况，在今年6月发生了一些变化。

《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的出台，相当于在资本市场为“硬科技”企业留出了一条融资的绿色通道。在严格的监管下，这样的改变，给一些具备硬技术实力、但尚未实现盈利的潜在独角兽更多机会孵化破壳。

而一旦这些企业挺过“从0到1”的艰难，接下来，中国市场本身具备的规模经济优势，可以通过大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来摊薄创新成本，更会给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肥沃的土壤。

明确方向、弥补短板、畅通协作，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将会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带来更大的动力。

现实中，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改变，已经在酝酿和发生。不妨继续用“投资”这个风向标来观察。

今年上半年，“换新”成为了国内投资的一大趋势。数据显示，与产业升级改造密切相关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对全部投资贡献率超过50%。这意味着，各个产业通过创新，培育自身新质生产力的共识已经形成，方向也已锚定。

与此同时，外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反映着一个现象：在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中，中国创新的前景吸引力十足。

上半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尤其是医疗健康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是外资企业加码中国的重点领域。

这些外资中，有美欧等国的高技术企业，也有来自沙特等发展中国家的新资金，且加码中国的速度惊人。

根据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数据，2022年，沙特、阿联酋等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在中国开展的直接投资仅有1亿美元，然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23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这样的趋势还在延续。

沙特投资者在解释投资中国的原因时，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自己在向其他国家的公司提出希望在六个月内完成计划部署时，被对方告知不可能，但在合作的中国企业那里，成为了可能。

这样的速度也透露着，创新，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的“冲锋号”。

创新能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但路虽远，行则将至。面对科技创新这场人类的漫漫征途，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底气，在全世界看来仍是无可比拟的。

解决了改革动力的问题，那么，改革最终又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呢？

公报中有这样一句话：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这句话之后，公报提到了它的一个具体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当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反过来破坏发展的环境。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发展停滞，就与此有关。

不久前，世界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在《2024年度全球和平指数报告》中，就提到了一个具体的制约因素：安全因素。

根据测算，2023年，全球有97个国家的安全局势都在恶化，是过去15年来的最高点。其中，暴力事件产生的经济影响也有所增加，达到了19.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3.5%。

要理解这些社会动荡加剧的现象，要从各国的经济发展肌理中寻找线索。

还是拿发达国家来说。

前几年，世界经济论坛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富裕国家的贫困水平正在上升。根据其测算，近三分之二的经合组织成员国都出现了贫困率上升的现象——经合组织成员国，基本都是发达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就写道：老百姓可能不关心GDP，但他们关心吃穿住行，关心就业怎么办、小孩上学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等等。

要知道，中国有14亿多人，这个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

理解公平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这次三中全会的一个论述：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到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就在上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还提到了这一问题。

过去十多年间，我们的城乡融合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从2012年的2.88缩小到了2023年的2.39。

但这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如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公报具体谈城乡融合发展的151字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比起“城镇”只出现了两次，“村”出现了两次，“农”出现了四次。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

很多农民辛辛苦苦挣钱，回老家在宅基地盖了一个房子，自己回去也住不了几天，甚至常年不住人，几年下来这房子破破烂烂的，实际上是辛苦积累的财富打水漂了。

这个小例子，映射着现在农村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制约——现在农村有大量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其实，这几年乡村经济中走红的几个事件，就可以说明，很多生长于乡村的资源、产业、文化现象，其中都蕴含着经济发展的机遇，但它们过去因为信息不流通等因素，没有找到发展的着力点。

就拿贵州“村超”来说。

“村超”的走红，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村超”所在的榕江县，是全国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县。“村超”火了后，据不完全统计，已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5亿元。

这里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会仅仅为了一场县级的足球赛，前往一个贫困村旅游？

通过“村超”，很多人关注到榕江县，了解到榕江县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这里能吃什么，能看什么风景，榕江县又都有自己独特的答案，这些要素才是“村超”不止于“村超”的基础。

除此之外，“村超”的走红还让贵州以南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关注到这片区域。2023年5月以来，有62家这样的企业前来考察，其中不少已经敲定在榕江县落户。

正如公报中提到的，城乡融合发展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些元素，也成为“村超”活力的来源。

“村超”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生命力，在于它通过信息这个要素的流动，为其潜在的经济资源拓宽了再配置与利用的空间。

2023年，榕江县全县GDP为96亿元。上面提到的这些增量，已经创造了相当于榕江县全县GDP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当地老百姓，能多得一大笔收入。

这也对应着公报提到的，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介绍，新一轮改革坚持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通过解决过去大量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惠之于民，这背后，是中国改革的落脚点：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中国的改革得以持续不断地推进下去。

中国会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去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而每一个人的信心，会筑起中国发展前景的坚实基础，这也是中国对于未来的信念感独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