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老师”返乡抗洪,长江“孤岛”怎么守

今年返乡防汛

他们带上了从未在岛上长住

也没有经历过洪水的儿子

“家园、防汛的经验和责任总要传下去”

防汛26天后,7月23日,长江九江水文站水位终于退至20米以下,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结束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防汛防灾预警响应。

在老家江新洲岛抗洪数日的刘幼平也回到了武宁县城。7月3日,在玻璃门上留了句话,刘幼平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匆匆上路了:“接老家通知,返乡防汛,歇业几天。”吃了闭门羹的老顾客将之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刘幼平一时成了最火的“Tony老师”,江新洲岛也因此被关注。

江新洲岛位于九江市柴桑区东北隅,赣、鄂、皖三省交界处,是长江流域第三大居住岛,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小岛四面环水,有41公里长、高高的防洪堤,犹如长江中的一个巨盆,“盆”里装着6.8万亩基本农田和江洲镇、新洲垦殖场的7000多常住人口。

今年的汛期很不同寻常,江水涨得又快又猛。从6月18日开始,九江市连续降水15天,累计降雨量是往年同期的两倍多,日降水量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江新洲岛上游10公里处的九江水文站,在6月28日14时突破了20米的警戒水位,“长江2024年第1号洪水”形成。

此后,水位以每天至少20厘米的速度飞涨,水势最大的时候,一天就涨了67厘米。5天内,防汛应急响应连跳4级。

江新洲岛上,有着4133个常住居民的江洲镇,在水位达到21.62米时,连夜发布了《防汛家书》:“乡亲们,当您看到这封信时,家乡再次需要您⋯⋯未来一段时间长江中下游还将持续强降雨,水位必将继续上涨,防汛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持续上涨的水位以及34.56公里长的巡防堤坝,我们的防汛人手严重短缺,人员调配十分紧张。”

江洲镇的户籍人口超过4万,但绝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外务工维持生计。如今江洲镇除了村干部,常住人口年龄基本在60岁以上,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500名。

“一到汛期,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巡堤。”谈起洞庭湖、鄱阳湖等重点区域的防汛,许多水利专家忧心忡忡,人手短缺带来的防汛压力长期存在。

一周的时间内,2925名“江洲儿郎”,从九江、南昌甚至外省赶回家乡。水位下降后,他们又四散离去。但经历过1998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的老一代们始终忧虑:没有大洪水记忆的下一代,能否接替老一辈人保卫家园?

江州镇 80个哨所旁,都有备好的防汛物资,各种尺寸的小石子最为常见,当地人称其为“瓜子片”。巡查间隙,在哨所值守的人会自觉用编织袋装好砂石,以备不时之需。

返乡

“快,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回江洲。”7月3日13时,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李雅琴莫名其妙:“回江洲干吗?”

“抗洪呐!”电话里,刘幼平火急火燎。

从县城出发,4个小时后,他们在长江南岸的柴桑区新港渡口赶上了18时的渡轮。这是抵达江新洲岛的唯一交通方式。船一靠岸,骑着摩托车返乡的江洲男人们倾泻而出。而在码头边,长江水已经漫过了三圣庙的围墙。这意味着“盆身”的90%已没入水中,江面比堤内地面已经高出一层楼。

回到江洲那天,车子开上堤坝不久,透过车窗,刘幼平看到江面上有个水泡,“起码有脸盆那么大”。坐在副驾上,他急忙喊停妻子。

这种江西人叫“泡泉”、湖北人叫“翻砂鼓水”的险情,学名管涌。

长江中下游平原冲积地层,上面是粘性土,往下是粉砂、细砂,再往下是与江水相通的砂砾、卵石构成的强透水层。汛期水位高,江水从透水层向堤内渗透,堤坝数百米范围内,粘土层下方承受很大的水压,高水压最终会打穿土层薄弱的地方,使得粉砂、细砂随水流出,就形成了最易引发溃坝的管涌。

江洲镇村民潘少军的手机里存着一张1998年江洲大堤决口后媒体拍摄的照片。照片里,前排喊人救援的年轻人情绪激动。面色凄楚的人群中,潘少军认出了自己的母亲。

回家这一路,刘幼平都在安抚从没经历过洪水的妻子,告诉她防汛就是巡堤查险,就是找这种往外冒浑水的拇指大的小孔,只要及时处置,堤坝就不会垮。但看到水泡的瞬间,刘幼平心里毛了:“那么大个泡,还得了?”

到刘幼平这一代,亲眼见证某个泡泉酿成溃坝大祸的人已经不多了。但经验代代相传,每个人的头脑中都存着关于泡泉威力的传说。“别说脸盆了,巴掌大的泡泉都不得了!”刘幼平已经在岛外生活了20年,但泡泉出现,依然能立刻激出心底的恐惧。

下车后,刘幼平直奔堤坝背面,在堤脚那一大片棉花地里仔细察看。确认没有冒出浑水的孔洞,刘幼平松了口气。24米高的堤坝上,冒泡的江面附近已经聚了几位巡逻的村民,确认有人值守、上报、处置,刘幼平才回到车上。

直到后来返回武宁,李雅琴仍是一头雾水,搞不懂丈夫那天为什么突然下车。没有与洪水争过高低的人,无法理解那十几分钟里,刘幼平经历的内心风暴。

1998年8月4日晚上,岛上很热,邻居聚在一起看节目,想吹江风乘凉,就把一台电视机搬到屋外。21时15分,电视屏幕灭了又亮,闪了三次——这是大堤决口的信号,一旦决口,就以鸣锣和闪灯为号,供电所拉闸三下,每个村的信号员就出门敲锣。那天铜锣恰好轮转到刘幼平家,12岁的刘幼平提着大锣,沿着村里的泥巴路敲了一路。

当时,举全岛之力守堤44天后,江洲大堤决口。两天前,九江水位达到23.03米的历史极值,比警戒水位高出3.53米。团洲村老支书王品超记得,几代江洲人肩挑手扛,一筐一筐挑出来的大坝,经过几十天高水位的浸泡,到处都在渗漏,“已经软得像豆腐”。

洪水有多可怕,年幼的刘幼平还没领教过。赶在洪水淹没自家房屋前,父亲带他拆掉了三间房子,取下房梁,用铁丝将它们捆好,绑在杉树上——房子可以不要,房梁值钱,得留着。

有父亲和哥哥在,守堤还轮不到刘幼平。他原本要被转移安置到九江市区,但一群鸡鸭好不容易养大,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走,刘幼平只好跟着她,与避难的邻里们一起上了房顶。

起初大家还说说笑笑,但到了晚上,风大了,江浪重重地拍在房子上,屋顶摇摇欲坠。那时刘幼平才知道,原来长江水吞掉江新洲的时候,不是悄无声息,而是会发出虎啸般的巨响,一排排房子被洪流冲垮时,轰轰隆隆的声音,就像是挨了轰炸。刘幼平家的房子没倒,但屋顶正从外圈开始,被洪水一口一口吃掉。人只能往紧贴着房屋的大杉树上挪。但上去才发现,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蛇,早就盘踞了仅有的避难空间。

25天里,肚子饿了,就用带上屋顶的豆子和生豆芽充饥,有时水里会漂来南瓜、青菜,刘幼平就游过去捞上来。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会水的鸭子跑远了,刘幼平用一只木澡盆当船,要帮母亲追回。那天风大,澡盆倒扣在水里,他没了方向,游了好久才回到避难的地方。

巡堤

今年一入汛,江洲大堤上就遍插红旗。贴坝而建的民房外墙上,“战胜洪魔”这样的红底黄字标语随处可见。

但充满豪情的对抗只是一种浪漫想象。36℃的高温里,一旦进入哨所,看不到尽头的枯燥、重复、疲惫和蚊虫叮咬才是防汛常态。

从7时开始,穿着救生衣在陆地上走来走去,到第二天7时结束,这就是刘幼平返乡第一天的工作。

经验老到的江洲人知道该看什么。整个江新洲岛有20处穿堤工程,包括10座排涝站,7座提灌站,3处涵闸,其中有9处或是自身有隐患,或是与堤防的接合部出现过渗水。此外,堤坝上还有10处经过处置的低洼渗水险情地段,这些险工险段均为巡查重点关注部位。

如果只是处理泡泉,块石派不上用场。但江洲镇还是在大堤上储备了大量块石,最坏的情况下,堤坝真的决口,要防止洪水蔓延,及时堵口,块石是最重要的封堵材料。

“防汛工作里,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哨所值守人员的巡堤查险。”江洲镇镇长汪子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水位越高,堤防承压就越大,薄弱处也就越容易出险情,“巡查的核心是找到新的泡泉,能在险情较早、较小的阶段及时处理,就能保证大坝的安全”。

找泡泉有许多诀窍。从福建泉州返回江洲防汛,55岁的李忠元会用长棍或双脚打探土地的软硬虚实,如果土质虚软,就要立即警惕。34岁的六号村村支书罗阳则说,外人眼里稀松平常的积水,碰上了,他都会用手探探,“如果水温低得冰手,绝对是长江渗过来的水”。经验在岛内流传,可能来自哥哥、父亲或者任何一位长辈。

但经验积累只能靠实践,新手能犯的错误太多了。对泡泉做反压渗处理时,石子究竟倒多少,怎么压,都有讲究。接受采访前,罗阳刚刚处置了一处渗水险情,清障挖土时,他挖多了,挖出一个直角,老人教他做一个斜坡,否则下雨时泥土就会坍塌滑坡。

那些看似会使夏天更加难熬的工具和装备,也没有一样是多余的:真有已经来不及处置的大泡泉,水砂喷涌或者堤坝决口,穿着救生衣,才能提高生存概率;堤脚泥泞,不穿胶靴,就要绕开水沟和泥地,被绕开的地方,就成了巡查盲区;草丛既能藏蛇,又会遮蔽视线,拿着长棍,才能探查到被草盖住的地方。

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拇指大小冒着浑水的小洞,它藏在暗处,可能在草丛里,水沟里,或者棉花地里。无论一个人多有经验,多尽心尽力,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保堤坝安全。“在江洲,从古至今,防汛都是有组织的。”李忠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穿上长胶靴、救生衣,拿着长棍,6个人一组,以5米到10米的间距,排成一条与堤坝垂直的直线,像梳子一样,在长400米、宽300米的巡查面上24小时不间断地巡查,这是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启动后的巡堤强度。

到了夜里,岛内漆黑一片,但堤坝上灯火通明,每隔200米就有一只功率100瓦的电灯,贴堤而建的民房外,家家也都有一盏明灯。发生过险情的地方,一排绿竹竿歪斜地插进地里,为24小时值守在那儿的人,撑起临时布置的照明。

按照规定,巡堤期间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即便是在哨所休息,大家也只是静坐着,顶多聊几句巡堤见闻。中暑的事时有发生,哨所里按规定备好了解暑药,救护车也在堤上绕圈待命。到了晚上,趁两轮巡堤的间隙,哨所的一张小床上,横着躺满了打盹的人,睡不下的,只好找块空地或者砂石堆凑合躺躺。

刘幼平又困又累,可蚊子太多了,根本无法入睡。巡堤第一天,刘幼平就因为中暑呕吐不止。但巡堤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走了,空出来的位置谁来临时顶上呢?他还是坚持值完了一天的班。

轮班

在世代抗洪的江新洲,总长41.36公里的堤防,按照江洲镇和新洲垦殖场两个行政区划的面积大小,作了划分。

2021年以前,汪子峰在城子镇任职,也负责过那一段长江干堤的防汛。调任江洲镇后,汪子峰发现,自己的防汛责任翻了几倍:城子镇长江干堤是二级堤防,防洪能力远高于江新洲的四级堤防;此外,作为一座被江水环抱的孤岛,江新洲的堤防长度是城子镇的7倍多。

在江新洲,巡逻员要以 5 米到 10 米的间距,排成一排,与大堤呈“丁”字形,将堤坝背面长400米、宽 300 米的区域巡查一遍。本文摄影/本刊记者 王宇

在江洲镇,总长34.56公里的堤坝按照400米的间隔,设置了80座哨所。以这80座哨所为基础,江洲镇形成了四级防汛体系:哨所被14个防汛大队切段分管;防汛大队又由6个防汛指挥所牵引;指挥所之上,柴桑区区委常委担任指挥长的指挥部负责全镇的防汛统筹与调度。

在江洲镇,14个防汛大队按照耕地与人口数量分解防汛责任。洲头村是最大的行政村,在防汛时被拆成两个大队,共有1500多户居民,负责13座哨所。村支书张雄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每户出1人值班的惯例,巡堤值守任务在村子内部轮转。根据一级应急响应的要求,每班6人、两班倒,13座哨所每天就得“吃进”156户。

汪子峰说,如果水位不高,应急响应等级不高,每个哨所不需要配置6个人,靠既有的人力,勉强可以支撑。问题在于,每年汛期水位超警的时长不定,以1998年为例,江新洲防汛44天后溃堤,这意味着防汛人力要按照一级应急响应下的持久战来准备。

但江新洲人口严重老龄化,留守老人基本是60岁以上,老人虽有更好的防汛经验,但身体却吃不消。无可奈何之下,江洲镇发出《防汛家书》。

自愿返乡的青壮年,什么时候嵌入这张防汛大网,由村干部统筹后决定。无法按时从工作里抽身的人,会找家人顶替,如果实在没有人可顶替,这家会按照120元/天到150元/天的价格,委托村干部请劳力代班。

张雄飞说,在近3000名返乡者的支援下,剔除老弱家庭,今年防汛18天,洲头村每户人家已经轮班两次,开始第三轮值守。也就是说,每户人家承担的防汛任务维持在一周一班的强度。

相较2020年,今年江新洲的防汛算得上“轻松”。2020年7月12日,长江九江水文站水位达到22.81米,是仅次于1998年的历史第二高水位。江洲镇农业农村办主任洪棉雪记得,当时江洲大堤北段堤高只有22米,洪水已经漫过了堤坝。除了要处置滑坡、渗水、泡泉等汛期常见险情,以及用沙袋加高北堤之余,还要用沙袋筑一道子堤。当年有7000多江洲人返乡防汛,还有800余名官兵支援,才保住了大堤。

今年,江新洲排查出16处险情点,数量显著低于以往汛期。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这得益于2019年10月开始的江洲大堤除险加固工程。

这是列入《江西省圩堤加固整治三年实施方案》的项目,江洲人见证了机械沿中线切开祖辈挑筑的土堤,通过深层搅拌桩注入水泥,在堤身内筑成一堵厚厚的水泥墙。

家园

少有人知道,1998年8月25日,国务院组成的灾情调查组到江新洲时,曾带去一份平垸行洪方案,以求根治长江、鄱阳湖水患。

“我在会议上表示,决不能让江新洲平垸行洪。”时任九江县委书记的魏改生撰文回忆自己提出的几条理由:第一,江洲溃堤是天灾而非人祸;第二,江洲镇有3.5万人口,新洲垦殖场也有6500人,加起来有4万多人,不谈今后生计,就是移民建镇选址都很困难;第三,江新洲是全省的重点产棉区,棉花是国家紧缺的战略物资,把国家优质棉基地废掉太可惜。

被洪水吞没的江新洲保住了。但自1998年起,棉花收购逐步市场化,被洪水大伤元气的江新洲被市场变化截断了生路。自那以后,年轻人开始大批外出务工。

他们在岛外收获了家庭和财富,但仍把江新洲当成最后的归属。人人都能说出幼年在岛上的记忆。

很早以前,就有老一辈人告诉张雄飞,二三百年前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这个孤岛上垦殖求生,最早落在这里的,便是他们张姓,因此江洲又名“张家洲”。

李忠元则记得在人民公社时期,那时圩堤的高度已经相当可观,还分出了主坝和次坝。一到冬天,生产队的劳力们就聚在堤坝,劳动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长到12岁,李忠元已经开始上堤,给哥哥们帮忙。大孩子套着绳子拉板车运土,小孩子就跟在后面搡车助力,所以李忠元从小就知道:筑坝防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

他最怀念的,是与家人一起在岛上种棉的日子。在棉花仍是国家紧缺的战略物资的年代,江新洲是江西省内的重点产棉区。收购价有国家保障,种棉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江新洲一度是九江最富裕的地方。

想保住这个已经老龄化、常住人口骤减的家园,只能年复一年地在汛期巡堤。“劳民伤财”,这是江洲人对防汛的共识。罗阳给记者算了笔账,请大型机械清障除杂、为哨所值守的巡逻员提供午餐盒饭、采购物资,村集体每年汛期要支出十多万元,虽然这笔钱最终会由上级财政负担,但大汛必有内涝,巡堤占用劳力,也影响农忙。

事实上,为了减轻江新洲防汛压力,1998年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之后,国家投入资金对江新洲大堤进行了固岸处理。2010年、2013年、2016年、2018年,又先后实施了江岸治理、堤身堤基防渗等项目,江西省累计补助资金3.74亿元。

但作为四级堤防,江新洲大堤的防洪能力仅能抵御20年一遇洪水,靠人力防汛的压力始终都在。

自2010年起,江西省通过编制《江西省中潢堤、棉船圩、江新洲大堤等八座重点圩堤除险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配合修订《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治理规划》等多种方式,向水利部、水规总院、长江委汇报,争取国家同意提升江新洲防洪等级。

“江新洲属长江中下游行洪区,如遇较大洪水,需正常行洪。”水规总院、长江委这样回复江西省水利厅。2022年,有江西省人大代表再次提出提高江新洲防洪等级。江西省水利厅表示,《长江流域防洪规划》启动修编后,水利部已将江新洲作为重点研究内容。

防汛还在继续。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今年返乡防汛,他们带上了从未在岛上长住, 也没有经历过洪水的儿子,“家园、防汛的经验和责任总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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