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亲情故事——曾氏父子

劳    罕

清明节前，新闻圈有位朋友给我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老曾去世三年了，怎么从没见你给他写点什么？他朋友不多，你可是他经常念叨的一个哟！”

其实，早就想写写曾老师，可一直不知道该怎样下笔。写那种无话找话、歌功颂德的谀文，凭我对曾老师的了解，他肯定不答应。说不定嘴一撇，又是满脸的不屑：“瞧，你小子也堕落了！”

可真要写那个真实的曾老师，却又不忍心：不单是为逝者讳，更主要的是，有的事说出来真的很残忍。

思考再三，还是写了。职业的底线要求我不加矫饰，既写写他的长，也揭揭他的短。我相信，泉下有知，曾老师是不会怪罪我的。

这不嘛，晚年他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在对待爱人、儿子这件事上，他竭尽全能补过。

一

大四上学期，按照学校教学安排，我到京城一家报社实习。实习期三个月。因为班主任和这家报社的老总是大学同班同学，事先他曾修书给老总。所以，我得以直接面谒老总。

记得报到那天，那个很儒雅的总编辑把眼镜往鼻梁上方推了推，很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你们班主任的信，我收到了。他说你的文笔不错，喜欢研究问题。那就到工商部跟着老曾吧。这个人脾气有点臭，但论业务水平，全报社比他强的还不多，可以称得上是专家型记者。平素，对稿子要求也非常严格。初学步，你跟着他，有好处。”

尽管老总打了预防针，第一次见曾老师，还是被他的“臭脾气”惊得够呛。

那天，老总的秘书带我去和曾老师对接。这是一个身量不高、已经有些发福的中年人。他的皮带勒得很靠下，如此便显得腹部硕大、很夸张地向前凸着；他的面色黧黑，脸颊的肉有些松弛、下垂；眉毛很浓很重，一说话，额头就像有两条横卧的黑蚕在蠕动。

说实话，以后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相貌远远辜负了他的才学。

秘书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末了，加重语气说：“这是总编辑亲自安排的！”

谁知曾老师并不买账，眉头一拧，那两条黑蚕便挤成了一个疙瘩：“又给我塞实习生！我带得过来吗？”他用手指敲了敲桌子，“没见我忙成什么样子了！刘秘书，回去告诉头儿，误人子弟，可不是我老曾的风格。别人可以那样做，我老曾，不能！”

秘书很尴尬，朝我扮了个鬼脸，悻悻地退了出去。

曾老师也不搭理我，自顾自狠命地一口一口抽烟。他面前一个硕大的陶瓷杯里，烟屁股早都溢了出来。

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也根本不知道该坐在哪里。

他过足了烟瘾，把烟屁股往杯子里使劲一摁，这才侧转身指了指角落里的那张桌子：“坐那里！”说完，又不理我了，埋头看起报纸来。

我闷坐了一会儿，怯生生问道：“曾老师，接……接下来，我……我该干……干什么……”

“该干什么？你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拉屎撒尿都要问老师？”

说完，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了点，第一次正眼看了看我，一字一顿地说：“先-看-报-纸。你看我不是在看报纸吗？想学本事，就得有眼色。”稍顿了一下，才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让你看报纸吗？入乡问俗，你先要了解本报的特点。即使老记者，看报也是基本功，通过看报知晓时政大势和当前的报道重点。”

这第一课，对我此后的从业大有帮助。这么多年来，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许多的新闻敏感、新闻线索、新闻策划就是从触类旁通中发掘出的。

二

这间办公室，一共坐了6个人：除了曾老师，还有三位记者。此外，我那张桌子对面还坐了个女孩，也是个实习生。

女孩姓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也由曾老师带。不过，她马上实习就要结束了。

小方是北京人，很时尚，也很乖巧，待人很热情，时不时会带些零食放在每个人的案头，包括我这个实习生。办公室其他三位老师都很喜欢她。

可曾老师对她颇有看法。每天上班时小方和他打招呼，他都置若罔闻，带搭不理地鼻孔里哼一声。

一次，小方用门背后挂着的一条旧毛巾揩了揩桌面，被曾老师察觉了。明明知道是小方干的，他完全可以当面告诉她：这是我擦脸的毛巾，今后不能这样了。可他没有那么做，而是找来一支毛笔在一张版样纸上写下这样几个大字：“这不是抹布！”然后贴在了毛巾旁边。

还有一次，不知小方又误了什么事，曾老师铁青着脸狠尅了她一顿。下班了，曾老师还在生闷气。见他未走，我只好留下来陪他。

他一根接一根抽了五六支烟才余怒未息对我说：“你看她那个样儿，是来学习的吗？给她讲怎样改稿，她眼神飘忽、神游八荒，能听进去才怪呢！采访也是一样，不专注听采访对象讲，眉眼飞来飞去！哎呀呀，我真不想带她……你小子，可不能学她！”

对于实习，小方有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办公室只有我俩时，她告诉我：“毕业后，打算出国。再说了，这蜻蜓点水的两三个月实习能学到什么？说白了，就是借实习这个机会多走走看看，游山玩水呗。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说完，又神秘地低声说：“曾老师这个人，各色，报社没有几个人喜欢他。你知道吗？他经常对老婆家暴。和自己的儿子也死掐呢！”

三

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曾老师，就业务而论，他的确有两把刷子。

他喜欢写述评。他的述评，逻辑缜密、思想深邃，总有独到见解。更让我惊叹的是他的文采。

一般而论，以深度见长的文章，多不注意文采。新闻圈在鄙薄一个记者的时候，往往在说了他的一通不是后，末了来上这么一句：“这个人，文采还行。”

曾老师的文字，极其干净。曾有一个老编辑这样评价他：“遇到版面需要删活儿，老曾的稿子，只能由他自己删。别人删，哪怕删个字，就接不上气了。”

搞文字的都知道，文字真能做到干净，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是需要披沙拣金、千锤百炼的！

不独干净，曾老师的行文还很是优美：用词考究，简约的文言文被他很“白话”地活用，历代诗词歌赋信手拈来恰到好处地嵌入文中，通篇读来，满满的书卷气、清雅气。

我起初的几篇稿子，被他修改后，属于自己的，恐怕就是几个标点符号了。我惭愧得直冒冷汗。

一次，我惴惴不安问曾老师怎样才能达到他的境界。他很得意：“小子，难啊！别说你一个实习生，报社乃至整个新闻圈，有几个人敢和我比？”

见我一脸沮丧，他宽慰我：“最近，听你们年轻人经常哼这样一句歌词，‘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谁会随随便便成功。’流行歌，那是垃圾。可这句写得不错！小子，要想人前显贵，必须人后受罪。告诉你一个写好文字的秘诀——大量地背诵。有人反对死记硬背，那才是误人子弟。只有背会的，才是你自己的。我从小就喜欢背诵，语文书能从头背到尾；老三篇、毛主席诗词也都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后，在农场改造那些年，又把古文观止、史记、资治通鉴背得滚瓜烂熟。至于汉赋晋文唐诗宋词，随你挑吧，看看哪篇我不会？”

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经济述评钩探》，在扉页上龙飞凤舞写下这样几行字：“论写述评，我老曾在新闻圈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小子，好好学吧！”

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一直在学。越学越气馁，越学越惭愧：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思辨、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文采？说实在的，这辈子，我恐怕都达不到他的境界。

一定是一肚子诗书的缘故吧，他的口才也一级棒，妙语连珠，诙谐辛辣。和人辩论时，直奔要害，犀利刻薄，句句见肉。对方哪怕再有理，也会被他驳得哑口无言。

辩论时，他的肢体动作也很有特点：身体向左微倾，扬起的左手小拇指、无名指蜷缩，而其他三根手指半伸半曲，弧度很优雅。简直帅呆了！

记得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为革命事业辩护时，就是这样的动作。

工商部每周一下午都要开例会，除了传达上级精神、报道指令，再就是点评上一周的报纸。每逢这个环节，几乎就成了曾老师的专场。他一篇篇评点过去，把别人的文章批得体无完肤。可没有一个人敢挑他的丁点毛病。大家都躲着他。

话又说回来，他对文字精益求精，确实也挑不出什么来。

一次，一位姓杨的记者对他文章中的一个用词提出了商榷意见。曾老师旁征博引滔滔不绝讲了半个小时，对方囧得面红耳赤。他觉得还不过瘾，结语时说：“老弟呀，你恐怕还得把初中的语文先补一补。”对方恨不得地下裂道缝钻进去。

那天例会结束后，他心情大爽，拉我聊起了天： “哼，还跟我辩？姥姥！”

他不无得意地说起了年轻时候的事：大学期间，赶上了那个“特殊年代”，他是他们那个“战斗队”的司令。京城无论哪个“战斗队”和他们辩论，最后无不丢盔卸甲。

四

曾老师这个人，貌似脾气火暴、甚至有些古怪，其实，他心底也藏着柔情。

一次，他原定到合肥出差，临行前不知什么原因取消了。

他让我到北京站把车票退了。

那是一张硬卧票。那年头，买张卧铺票非常难。我一到退票窗口，马上有个人走了过来：“你要退票吗？如果是卧铺的话给我。省得你排队。”

我图省事，便原价给了他。

谁知当我兴冲冲地把票款递给曾老师后，他狐疑地看着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车票退给谁了？”

我说了经过。

“现在卧铺票很难买的。退给‘黄牛’的话，一般都会给个十块、二十块……”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认为我把回扣贪了。

我很委屈，转身到车站去找那个票贩子。

人倒是找着了，可人家死活不承认从我手里买了票。

怎么办？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呗！

我凑了20元钱，给曾老师送去：“我找了‘黄牛’，他给了20元……”

没承想曾老师一下子拉下了脸：“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你自己垫的。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这事我没办好……”

“混账小子！你这是打我的脸。我这样给你说，是让你多长点社会常识。”

“我的责任，就应该我负。”

“还犟？那么，是不是我还得给你跑腿的小费？你这个浑小子！”

钱，他死活不要。

那天下班，他对我出奇地客气：“走，咱爷儿俩下馆子去！”

他请我来到王府井一家知名的馆子，点了烤鸭，还要了一壶上好的龙井茶。结账时，我留意到，他付了67元。在当时，那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

我俩边吃边聊。他讲起了自己的过往：

抗战胜利那年，他出生在鄂西北的一座小城。父亲是个小业主，母亲不识字，可父母对他的教育看得很重，把他送到城里最好的学校。从小，他便显露出了过人的天赋，记忆力超群，代数几何老师一点就通。考大学时，他以小城第一的成绩考入京城一所名校。他的志向是，毕业后当个外交官。

可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阻断了他的前程。

由于年轻冲动，他成了“运动”的活跃分子。其间，还被结合进了专案组。那个参加过延安整风的校领导，被列为学校的头号“走资派”，每天都要向他这个“革命小将”请示汇报。

可就是因为这段经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报考研究生，尽管他考分很高，却没有被录取。第二年接着考，考分全校第一，依然没有被录取。

他通过关系打探方知，当年那个头号“走资派”早已复出，并分管这所学校，偶然间察看考生名单时发现了他，便告诉校方：“这个人，参加过当年整我的‘专案组’。”

这么一说，校方哪里还敢录取他。

获悉这一情况后，他试着给这个领导写了封信，真诚忏悔。人家领导也很大度，很快便给他回了封信，勉励他接着考。这一次，他轻松过关。

说到这里，他不无懊恼：“当年真是吃撑了！后来活该在农场改造了几年。”他还讲了在农场的种种艰辛。

这时，我问了一句：“师母是不是也是在农场认识的？”

他似乎突然遭到电击一般，表情僵滞了，话也没了，埋头闷闷地吃起来。吃了几口，突然一拍筷子：“走吧！不吃了。”

五

那天那一幕，加上此前小方说的那番话，我判断，曾老师和爱人一定有着很深很深的矛盾。

可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不敢打问。此后在和曾老师的交往中，也尽可能回避他的家庭问题。

不过，该知道的迟早还是要知道的。

曾老师的业务之所以出类拔萃，甚至一骑绝尘，与他的敬业大有关系。他采访时，不像有的记者，采访对象怎么说就怎么写。他善于揪住蛛丝马迹、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采用求异思维，反向推导、多方印证。任何一个采访对象想搪塞他，万万做不到。那些所谓的“水货”行家、权威们，被他几个问题问下来，往往满头大汗。

他告诉我：“一个称职的记者，应该比采访对象更高明。采访对象未必知，你未必不知。因为职业特点决定了你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其他行业的人能有这样的条件吗？不可能有。如果你不能站得比人家高，说明你的书还没有读够，或是你的路还没有行够。一句话，你还不称职！”

他不但采访扎实，写稿也极其认真。一遍一遍改，一遍一遍念，力求写出韵律感。他说：“文理通顺，那是中学生就该做到的事。像我们这种职业记者，篇篇都该是美文。”

他的这些理念，我至今都奉作圭臬。

他的心思，几乎全用在工作上了。那个时候，每周只休息一天。礼拜天，他经常让我到他西三环边上的家里改稿。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改善一下生活。

此前，他曾问过我：“礼拜天报社食堂停了，你们这些外地学生怎么吃饭？”

“只能瞎凑合呗。”我苦笑着如实相告。

第一次见到曾老师的爱人，是在他的家里。

说实在的，我怎么都不会想到，凭曾老师这副长相，竟能娶到这么一位漂亮的夫人。

一定是曾老师告知了家里要来客人的消息，我一按门铃，房门就开了：一位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四十岁出头的女子迎在门口。

和她目光一遇，我便马上垂下了眼睑，因为她太漂亮了，惊得我不敢直视。

她有一双大大的丹凤眼，一头乌云般的大波浪长发。因为是在家里的缘故，她上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淡青色的羊毛衫，下身是一条咖啡色的宽松休闲裤。

一看就知道，女主人的衣着极有品位。

她的身旁站着一个男孩，十四五岁的样子，大高个——比曾老师至少要高出半头。男孩长得非常俊朗，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卷曲的乌发，面部轮廓很像欧洲人。

男孩穿着也很考究：白衬衫扎在淡蓝色的西裤里，衬衫和裤子熨得笔挺，脚上是一双咖色的休闲皮鞋。

我愣怔了片刻，慌慌张张要换鞋，夫人拦住了我，笑吟吟说：“不用换。不用换。”然后，吩咐男孩：“林林，快叫叔叔！”

男孩甜甜地叫了一声：“叔叔好！”

我赶紧说：“叫哥哥就好。我是曾老师的学生。”

夫人说：“那怎么行。林林，记住，必须叫叔叔。”

“就叫哥哥！”打我进门开始，曾老师就一直坐着没动，不冷不热地看着母子俩。这时，他才接了话。

曾老师声量不高，但屋里马上沉寂了。母子俩明显变得惴惴不安，再无言语。

吃饭时，饭菜早端上来了，可母子俩依然待在厨房里。曾老师让我动筷。我说：“等等刘老师吧？”

事先我知道，曾老师的夫人姓刘，在一家剧场搞舞美设计。

“吃你的！”曾老师黑着脸。

“你儿子真帅！”我无话找话说。

他突然暴怒了：“你他妈的能不能不说他！”

因为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敢再言语，只能埋头扒饭。

以后，曾老师又请了我几次。每次都是我和他在客厅里吃，他夫人和儿子在厨房里吃。

一个礼拜天，曾老师临时有事，让我先到他家里去。

刘老师正在阳台上压腿，一看那身姿，就是专业出身的。

曾老师不在，家里的气氛便很活跃。刘老师告诉我，她小时候学过芭蕾舞，她父亲的愿望是等她长大后送她到苏联的瓦岗诺娃芭蕾舞学院留学。可后来，情况变了……

“别再做你的黄粱大梦了！永远改变不了你剥削阶级的本质！”因为厨房比较密闭，我们没发觉曾老师已回来了。

刘老师马上噤声，脸都吓白了。帮曾老师挂外套时，哆哆嗦嗦竟将衣服掉在了地上。

又有一次到他家，我到厨房帮着端菜时，林林悄悄对我说：“哥哥，听说你会武术。能不能教教我？”

那个时候，电影《少林寺》的余温还没有散去，但凡是男孩，都做着武侠梦。

“不允许！”客厅里的老曾耳朵很灵，威严地说。

饭菜齐了，动筷的时候，曾老师又疾言厉色地对我说：“你给我记住，不允许教他。如果偷着教他，你就给我滚出工商部。”

也可能是为了维护我，林林从厨房走了出来，委屈地说：“爸爸，为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敢问为什么？你想挨揍！”

刘老师赶紧走了过来，把林林拉进了厨房。我发现，母子俩眼睛都泪汪汪的。

人与人之间，我始终相信缘分。打第一眼起，我就非常喜欢林林这个小弟弟。那张俊朗的脸上，带着热情、善良，可他的眼神里，又透着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该有的忧郁。

每次，我到厨房帮着端菜，他的目光始终热切地追随着我，想帮我，可刚一跨出厨房，又总怯怯地站定了。

有一次，我从他家里吃完饭出来，没走多远，他追了上来，塞给我一个纸包：“哥，我看你很喜欢吃这种饼。”说完，不等我推辞，一转身跑了。

这是刘老师做的一种小圆饼，麦粉和米粉混合而成，巴掌大小，薄薄的软软的，入口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我曾在饭桌上夸过这种饼好吃。

办公楼的后面，是一条悠长的胡同。我住的招待所就在这个胡同里。一天下午下班，我刚走进胡同，林林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了出来，热切地叫了一声：“哥。”我问他为啥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他说，就是想来看看你。

我俩到附近的后海边转了很久很久。这时候的他，不见了怯生生的样子，很活泼、很健谈。我发现他读了很多很多课外书。

此后，他又来过好几次。

我明白他的小心思：很想学武术。但碍于父亲有言在先，他不敢明着提出。而我，也同样碍于这个原因，不敢主动教他。

其实，这是个很有家教很乖的孩子啊！

六

那次在曾老师家挨呲儿之后，我非常难堪，对曾老师也产生了一些情绪。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刻意躲着他。他再请我去他家，我借故溜号。

他肯定是察觉到了，一天下班后，他没有去赶班车，让我陪他到后海散散步。

起初，他一言不发只顾往前走。从他一支接一支抽烟看，心里一定是波涛汹涌。

终于，他放缓了脚步。等我和他走齐了，突然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了，你该知道什么是男人最该维护的尊严吧？”

我不明就里地看着他。

他叹了口气：“夺妻之恨，放在谁身上都不能忍！”

然后，给我讲起了他和刘老师的恩恩怨怨：

刘老师比他小一岁，和他在同一座城市长大。不过，刘老师的父亲是城里最大的资本家，在汉口也有很多买卖，有刘半城之称。

公私合营前，刘家有洋房、小车、仆人。公私合营后，就渐渐落魄了。尤其是“文革”袭来，刘父沦为人人唾弃的“五类分子”。

刘老师从省城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后，被发配到了一家军垦农场。这时，已是“文革”后期了，曾经很活跃的曾老师也因失势来到这家农场接受改造。

都是大学生，又同病相怜，很快两人便相爱了。可是不久，曾老师有了心病：农场“军管会”的头头经常找他爱人谈心，并且一谈就是很晚。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安排到农场最远的一个分场修大渠，而刘老师则被吸收到农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报幕员。

有一天晚上，他临时从工地回来，见那位头头正从他的家里匆匆离开。这时，已快12点了。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他追问妻子。

刘老师说：“明天有最高指示发布，他来通知宣传队临时加演一场节目。”

曾老师问来问去，妻子就是不承认有私。那一晚，他第一次打了妻子两耳光。

一年之后，有了儿子。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就越来越生气：儿子，压根儿不像他。

“这样的事，换你，能忍吗？”曾老师左右手交替不停地揪着头发，有点歇斯底里了。

“可是，您有实据吗？”我问。

他愣了一下：“那晚，看到的，不是实据吗？那个狗日的，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能干吗？”

“那个年头，连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贯彻领袖精神不过夜。有了最高指示，要敲锣打鼓连夜上街游行。”

他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问：“那么，儿子不像我，又是怎么回事？”

“可能更多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吧！民间不是这么说嘛，‘儿子像娘’。我看他和刘老师长得很像。影响遗传的因素很复杂，有的还是隔代遗传。您比我学问大，这点，您一定能想明白。”

他不吭声了。

我接着说：“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您这是疑心生暗鬼。我看人家刘老师，正派得很。再说，她那种家庭出身，在那种环境下，哪怕真有什么，也是被迫无奈的。您应该原……原谅她……”

“什么？原谅？你他妈的浑蛋啊！”他一把揪住了我的脖领子，头上青筋暴绽。

过了一会儿，也许觉得自己失态了，连声对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唉——”

那一声长叹又粗又长，里面夹杂着悲愤、无奈和屈辱……

七

那次湖边畅谈，实际上并没有解开曾老师的心结。他依旧终日闷闷不乐，依旧不停地发着脾气。

看他这样，一天办公室就剩我俩时，我试着问他：“曾老师，这种情况，你为啥不和她离了？你俩这样耗着，多累啊！”

他显然有些吃惊，抬头死劲盯着我：“你说什么？离了？”眼神里满满都是愤怒。

他夹着烟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得好听！离了？那我便宜谁？她的长相、气质，很符合我的审美……”

“很”字咬得很重。

在房间里足足走了几十圈，他才一屁股坐回了椅子，狠狠剜了我一眼，意思是你怎能说出这样的混账话。

后来，我在复盘曾老师、刘老师这段姻缘——这是时代造成的一场孽缘：如果处在升平世，两个都有着很好学养、情趣的人，一定会琴瑟和鸣、举案齐眉。但是，世事颠倒了，美丑扭曲了，一切便都移形错位，原该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其实，从骨子里，曾老师一直深深爱着刘老师。因为深爱，他希望他们的姻缘里不夹杂丁点的杂质，容不得半点亵渎，是完完整整的。可是时代，凭空带来了许许多多个人无法抵御的杂质。杂质，让爱生恨。爱之越深，便恨之越烈。看到气质若兰的妻子、看到不像自己的儿子，越看就越有气。天天看，就天天生气，于是，就天天拿娘儿俩出气。

他这样，刘老师能回馈给他爱吗？肯定不能！一辈子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实在是太残忍了！

其实，曾老师心里，时时刻刻都在呼唤着爱。一天，他在看一本杂志，突然放下杂志，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压低声音说：“杂志上说，现在的大学生都很浪漫，激情来了，在校园里大庭广众就敢接吻？真是这样吗？”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他。

“有没有？”不等我回答，他突然叹了口气：“唉！我家那个，从结婚到现在，从来就没有主动过。就像个僵尸……我这一辈子啊！”

八

毕业后，我分配到了京城的另一家报社。因为有这份师生之谊，我和曾老师来往比较密切。

总体看，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遂：因为性格的缘故，尽管每位总编都承认他能力超群，可始终没有重用他。退休前，他好像连个小组长也没当过。工商部他带过的学生都当了他的领导。

他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和爱人、儿子的关系也更加糟糕。

一次，朋友圈里流传这样一个消息，说曾老师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派出所。

原因是，随着儿子年龄的增大，性格越来越叛逆。到后来，根本不服曾老师的管教。譬如，曾老师让儿子晚上十点钟必须回家，可儿子故意过了十点钟再回来。两个人的矛盾便一天天升级，从口角变成了厮打。此时的曾老师已不是儿子的对手。

那天，儿子故意十二点才回家，曾老师不让他进家门。刘老师苦苦哀求也不行。

大冬天的，齁冷齁冷，已出落得人高马大的儿子急了开始砸门。曾老师便报了警。

警察听说是父子俩闹别扭，劝了几句就想走人。可曾老师不干了：“我作为一个公民，报了警，你们竟不管不顾！这完全是渎职，我要向上级部门投诉你们。”

警察也只好动了真格，把儿子给拘了。

新闻圈里，当大家把这则“逸闻”当笑话传时，我动了怒：“这是编造。都是圈里人，嘴下留德好不好？！”

可是过了几天，已是深夜二三点钟，我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听筒里传来了曾老师有气无力的声音：“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记着给我报警。就说是我儿子把我掐死的……我脖子上的掐痕，就是证据……”

我披衣下床，愣了好长时间。

又过了几年，我调到杭州工作。有一天，曾老师竟找上了门。

这时，他已退休。可退休的他，风头比在职时还劲：抢他的媒体多了去了。他在几家报纸、网站兼职，开了专栏；还频频以嘉宾身份在电视上露面。

我请他到湖畔居喝茶。他打开随身的手提电脑，给我看他接受境外媒体访谈时的视频。这时的他，笑语朗朗，满满的自信。

“你儿子……”我很想知道母子俩的状况，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就这么一句，前一秒钟还逸兴遄飞的他，突然呆住了，愣怔了半天，捉住我的手哇哇大哭起来。

周围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目光。有几个人，还好奇地离开座位走了过来。他不管不顾依然哇哇痛哭，鼻涕流了老长老长。

我赶紧给他塞纸巾，他不接，哭得一声比一声响。我知道他的脾气，劝也没用。就任他哭。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他才止住哭：“我对不起……对不起儿子啊……”从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闻知了噩耗：林林患了脑瘤，而且是恶性的。

我眼前出现了那个少年一幕幕的过往。心里堵得难受。

他把我的手攥得生疼：“我儿子得脑瘤，是不是因为我经常揪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引起的？你不知道……林林小时候……多……多么聪明……记忆力比我还好……”

我紧着劝解：“曾老师，您多心了。撞击只会得外伤，不可能引起肿瘤。”

“你说的是真心话？” 他直直盯着我， 一连问了好几遍。

那天，他让我陪他到灵隐寺去。

在观音殿里，他跪下臃肿的身体颤巍巍向观世音菩萨像磕头。别人一般是磕三个，他一连磕了几十个。并向功德箱里捐了厚厚一沓钱。

见有穿灰色僧袍的香客给观音像前的长明灯添油，他对我说：“你去问问，我能不能添？花多少钱都行。”

九

那年年底，我回北京开年会，打曾老师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便向他的同事打听他儿子的状况，想去医院看看。

“已经过世了。”曾老师的同事说。

那个同事还告诉我，在儿子弥留的最后阶段，曾老师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他不让别人服侍，在儿子身边搭了一张小床，天天端屎端尿，帮儿子擦拭身子……

在京期间，我多次联系他，都没能联系上。回杭后，每隔一段时间，我便试着拨一次他的电话，始终没能拨通。

三年前的一天夜里，突然，他的电话打了进来，声音已经非常虚弱，且断断续续：“小王，我的癌症……已……已……到了晚期。我要走了……请替我照看一下老伴儿。经济上，我不操心……有存款，还有两套房子。可……可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

哽咽了半天，他接着说：“我要去……和儿子……团聚了……我再不打他了……绝不再打他了……如果有来生……让他打我……我给他当儿子都成……”

我眼前又浮现出了那个头发微卷、英挺俊朗的少年。如果他活到现在的话，也该接近四十了吧？

可他，却永远停在了25岁的年龄！

劳罕：作家，现居北京。

特约编辑   蓦 凡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