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时指出：“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过去40余年来，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出无愧于中华民族几千年辉煌历史的发展成就。新时代，圆满完成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面临着新挑战、新机遇，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解决需求收缩突出问题亟待通过改革释放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环。”经过努力，需求收缩的态势虽有所缓解，但并没有根本扭转。直到今年一季度，衡量总供求关系的重要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仍然为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仍为-2.7%。民间投资增长速度仅为0.5%。应当看到，需求收缩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解决起来也非一日之功。三年新冠疫情是导致需求收缩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过高的高投资率和明显偏低的最终消费率。从1981年至2020年的40年间，前20年即1981—2000年的2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年均为62.7%，投资率年均为36.4%，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大体合理。这主要是吸取了过去过分追求高投资、高增长的教训，适度降低了投资率、提高了最终消费率的结果。从2000年至2020年的后20年，客观上由于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处于投资高峰期，投资率不断攀升，年均高达42.3%，比前20年高5.9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降为年均54.0%，比前20年低8.7个百分点。其中，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出现47.0%的历史峰值。从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总体上看，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由于投资是间接需求，从长期来看，增加的是供给，长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导致总供求失衡，消费不足。因此，解决当前存在的需求不足问题，应当从改革入手，在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上，要建立规划、财税、货币相互协调的机制，通过综合施策，努力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既避免出现通货膨胀，又防止出现通货紧缩，使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适度、稳定增长态势。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所占比重，使广大居民手中有钱能消费。同时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人民无后顾之忧敢消费。还要增加适销对路商品和服务，优化消费环境，使人民愿消费。对于像住房、汽车等消费品，其市场行情对经济稳定影响较大，要改进产销管理制度，不能轻易出台行政限购规定，从而为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要深化第三产业体制改革，激发第三产业在扩大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使教育、医疗、养老、数字、旅游、文化、体育、咨询、法律等服务消费成为新增长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巨大的需求潜力有待通过改革加以释放，从而激发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深化资源配置体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本投资能力。截至今年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已超过300万亿元。如何把社会资本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产业和区域上来，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必须按照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深化资源配置体制改革。要抓紧建立全国统一、城乡融合的要素市场，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在城乡市场之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产要素大量流入城市，支持了城市繁荣，但城市的要素向农村流动存在着多种政策壁垒，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区域发展差距本质上也是城乡差距的反映。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吸引生产要素由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由于后者与前者相比，不可能完全采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发展问题，公益性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价值实现困难，导致要素投入不足，以致成为发展的短板。所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既要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策导向、财政支持等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新型举国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重点，应当放在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继续扩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三个方面。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为此，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针对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问题，深化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人才发展体制改革。

教育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从我国当前教育实际情况出发，改革发展教育事业，应按照“加强两头、巩固中间”的要求，大力提升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持续巩固基础教育质量。学前教育应以有益于智力发展的技能教育为主。有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随年龄增长呈递减趋势，年龄越低投资回报率越高。应加快通过“学前教育法”，实现城乡学前教育公平发展。围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持续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鼓励各类大学在教育科研上求新求变，办出特色。促进产教、科教融合，选拔优秀人才进入高校教师队伍。改进教育评价机制，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针对当前技能型人才短缺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技能型人才待遇，增加技能型人才成长通道，鼓励职业院校毕业生报考研究生，建立职业院校与大学之间的“立交桥”，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基础教育要着力解决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通过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均等化实现人均教育支出的均等化。教育资源配置要适应人口流动的需要，妥善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随父母常驻地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科技强国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建设科技强国，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创新能力，调动科技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一是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围绕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统筹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大学的资源，强化协同创新，构建高效、竞争、有序的国家创新体系。二是优化科技创新主攻目标和创新能力布局。针对“卡脖子”技术和前沿科技难题，分别组建强大科研团队，制定攻关计划，明确目标要求和责任制，力求尽快突破。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抓紧培育一批具有超强创新能力的企业，通过财税金融政策以及政府订单等措施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培育科技领军企业、科技骨干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企业创新生态。推广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一体联动、协同发展，提高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四是坚持开放式创新。吸引国际科技人才来华工作，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谨防美西方“脱钩断链”，使我国科技创新陷入被动封闭状态。五是大力培育创新文化。鼓励原创和科学探索精神，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

人才强国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建设人才强国必须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从政治和战略高度强化人才意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提升创新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和质量，完善国家战略人才体系，培养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学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充分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形成充分体现创新要素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破除在人才评价、考核、引进、使用、管理、流动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障碍。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

制度型开放就是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为主的开放，与过去以商品和要素为主的流动型开放相比，对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将推动国内多领域深层次改革，增强开放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实施制度型开放，要求我国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按照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要求，主动对接、调整。作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主要成员之一，我国全面履行了承诺和义务，零关税比例已超过65%，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标准等方面也将实现统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具有开放标准高、覆盖范围广、边境后议题多等特点，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政府采购、补贴、劳工标准、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反腐败等多个领域。我国已正式申请加入，需相应推进国内各领域改革。在电子商务领域，我国正按照CPTPP规则要求，制定“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配套条例。我国还启动了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进程，与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对接，建立数字贸易市场。我国6G技术专利申请量居全球首位。加入CPTPP、DEPA，可助推我国技术标准专利成为国际标准。我国服务贸易存在大量逆差，实行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扩大我国服务出口。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快速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服务需求。通过对接国际贸易规则，扩大服务业开放，放开教育、医疗服务、增值电信、文化、研发设计等市场准入，对于促进国内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我国服务业全球竞争力，进而带动高质量发展，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郑新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