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 周利生 周琰培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恽代英在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革命领导权、革命动力等方面有较深刻的认识，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初步阐明“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

恽代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对“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分析方面。1922年5月，恽代英在泸州商会的演讲中指出，帝国主义“通过军阀走狗、一切傀儡，统治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使中国变为半殖民地”。这是恽代英第一次使用“半殖民地”的概念。在恽代英看来，“半殖民地”就是一个“半亡国”。他通过对封建军阀“卖国式的外交的失策”“脱离中国统治权的不可思议的外人所建设的国家”“中国领土权的丧失”“各国在华的治外法权底存在”“所缔结的各种不公平的片面的条约”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阐释中国深受列强压迫的社会状态。他具体对比分析1922年华洋贸易“出入口各种货物”，认为在经济上压迫剥削中国的列强，“英国为最利害，最可怕”。他在夏令讲演会讲演时悲愤地指出，“香港系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枢纽”。

恽代英还曾使用“次殖民地”这一术语描述中国社会性质。按照恽代英的理解，“次殖民地”的地位甚至不如“殖民地”。1926年9月，恽代英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讲义《政治学概论》的第一讲中列举了十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的第九个问题是关于中国为何是“次殖民地”的问题。他认为，租界、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关税权等等证明中国已是“国际帝国主义无怜惜地宰割之下”的次殖民地，“其地位比专做一国的殖民地还不如”。这一“次殖民地”的国家地位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备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处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不论何阶级，都是受着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其中要以农工们所受的痛苦为最”。

二、分析中国革命的任务，提出“打倒国内军阀、解除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共二大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然而，这一革命纲领遭到“废督裁兵”“制宪救国”“新村主义”“好人政府”等各种论调的攻击。恽代英发表文章对此类错误论调予以批判。他指出，废督裁兵论如同“向老虎作揖，请他宁忍着饿肚子，莫要吃人”一样没有价值；制定国宪省宪因为“没有威权为后盾”必将陷入失败；以和平之法办的新村“决没有圆满成功的希冀”；好人政府的理想纯属“纸上谈兵的计划”。恽代英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我们一定要拥护革命的势力，建设人民的政府”。

恽代英反帝反封建的理念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树立。恽代英领导了武汉地区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他在起草《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时痛陈：“公理既未昌明，杀机总未可免，宁得罪此假托人道的诸强”。1919年10月8日，恽代英在日记中表明了自己对于反帝反封建“有了奋斗的决心”。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后，恽代英以多种方式大力宣扬。1923年10月，恽代英为少年中国学会制定的九条纲领中就明确提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军阀 肃清政局”的内容；1924年6月底，恽代英向民众演讲时大声疾呼，中国的出路就在于两条路，即：“（一）打倒国内军阀，（二）解除帝国主义的侵掠”。《国民革命》一书，是恽代英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的政治讲义。恽代英在这本讲义中揭露了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四大压迫中国民众势力的可恶面目，提出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同时并要打倒国内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使一切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都得着解放”。

三、分析中国革命领导权，阐明“中国无产阶级站在领导革命的地位”

无产阶级领导权，指的是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俄国革命时期，孟什维克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资产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对此，列宁批评道，资产阶级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参加革命是“不彻底的”、“畏首畏尾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担负着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的积极的任务”。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比如，中共三大认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陈独秀也一度认为，国民革命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直至中共四大，党才明确认识到，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不过，中共四大前后党内又存在着 “天然领导权”观点，认为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这一观点没有认清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事实，实质上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恽代英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和领导作用非常重视。1923年6月，党在酝酿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恽代英就明确提出，民主联合战线中“须完全注意于为无产阶级势力树根基”。中共四大以后，恽代英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更加清晰。他指出，“只有越是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越有把握完成中国的民族革命”。恽代英在文章中多次阐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例如，1925年3月，恽代英发表文章称：“我们知道中国的民族革命，只有新式产业下的无产阶级有领导他的力量”；1927年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时，恽代英发表文章指出：“我们要说明‘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上的地位，证明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恽代英一方面肯定无产阶级领导权“毫无疑义”的同时，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思想，其根本途径是解决好劳动群众的利益问题。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劳动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广大的共产党员“要能够到各种有群众的机关中间去组织一个核心，注意本机关中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宣传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起来奋斗，而且自己站在前线上面领导他们奋斗！”恽代英的这些认识无疑非常宝贵。

四、阐明中国革命的动力，提出“我们的势力根基在工农身上”

1922年6月，恽代英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一文指出，“群众的集合”才是改造旧社会“惟一的武器”，“群众集合起来的力量，是全世界没有可以对敌的”，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辉。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我们应研究唯物史观的道理，唤起被经济生活压迫得最利害的群众，并唤起最能对他们表同情的人，使他们联合起来，向掠夺阶级战斗。”

恽代英革命活动的早期，主要与青年学生打交道，认为“只有青年学生，是纯洁而勇敢的反抗恶势力的生力军”。随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舞台上作用的进一步彰显，以及恽代英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日益成熟，他对革命基本动力的分析也日趋准确，认识到学生“易趋向革命，但浪漫而摇动”，提出“中国不会是我们几个学生所能救治的，我们必须农工平民大家都站起来”。1924年4月，恽代英在《新建设》杂志发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分析了各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他指出，商人阶级的利益已经与外国资本势力有密切关系，在革命中他们是“不可倚赖”的；俸给阶级拿着统治者的薪俸，“不敢有任何异志”，他们参加革命是“不会有希望的事”；绅士阶级本身是“军阀官僚的鹰犬爪牙”，冀望他们反帝放封建“无异于缘木求鱼”。恽代英高度评价工人、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他们深受“赔款的横索，外债的滥借，国帑的浪费中饱”的毒害，没有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妥协调和的余地，因此“我们须先把革命势力，建筑在工人农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