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傅称，父亲去世后已经销户了，如果在世就是97岁了，单位的老职工、街坊邻居，都能证明他父亲去世了。“我老母亲就在这里住着，父亲的照片就摆在这里，还要咋证明我父亲是我父亲？这也太难办了。”两个月来，他多次到社区反映，都没有处理结果。（三秦都市报）

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对陌生，出具相关证明合情也合理。然而，在全国简政放权的大环境下，“我是我”“我爸是我爸”等，让人啼笑皆非的证明，仍屡禁不止，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就值得深思了。

按照报道中街办的说法，要求当事人郑师傅开具“我爸是我爸”的证明并非故意刁难，是为了防止浪费国家补贴资源。这种说辞，乍听有理，可仔细琢磨却不尽然。道理很简单，防止骗取国家补贴是有关部门的分内职责，绝不应该转嫁到群众的身上，而令其自证清白。从逻辑上讲，要求群众自证清白，即意味着相关部门预设骗补贴立场，是对群众的不信任。从法律上论，自证清白违反了“谁质疑，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可见，此等奇葩证明于理不合、于法不容。

当前，仍有个别干部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世哲学，对群众的问题不关心、不上心，把不合时宜的政策规矩当作挡箭牌，叠床架屋设置奇葩证明，尽量避免自己担责任，以致群众办事屡屡碰壁。奇葩证明的存在，表面上看，是政府部门审批事项较多，之间信息互不共享。但归根到底还是责任担当的问题，凸显出的是权力的傲慢，折射出的是责任的缺失。长此以往，侵蚀的是群众的获得感，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

“奇葩证明”成为过去，既要厘清审批权力清单，也要在行政管理上“合并同类项”，用信息化的手段连接“信息孤岛”。无敬民之心，则无便民之行。在权力做“减法”之外，更要在责任担当上做“加法”，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才能真正减少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让群众少一些“证无可证”的无奈。（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