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寻见光，青年时遇见爱，暮年到来的时候，你的心依然辽阔。一生追随革命、爱情、信仰，辗转于战场、田野、课堂，人民的敬意，是您一生最美的勋章。”

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一位老人的颁奖词。老人名叫龚全珍，是开国少将甘祖昌的夫人，也是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称为“老阿姨”。她追随丈夫扎根革命老区，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教书育人、无私奉献。

9月2日16时16分，龚全珍老人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100岁。

去世前，这名已有71年党龄的老人，虽然身体大不如从前，可她始终认为，自己是名党员，就应该天天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恰如她在日记中所言——

“残荷，虽失去春夏时的风采，却坚持挺住，不怕秋风的袭击，它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留给人们，在挖出一担担洁白的莲藕时才倒下，它奉献了一生，人也该有这种精神。”

这是龚全珍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她人生的写照。

“义无反顾踏上了自己的路”

“我的一生像棵小树，童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下虽幸得保住生命，但先天不足无力长成参天大树，却也能在森林中做出自己的一点点绿色，保持绿色直到回归自然。”

——摘自2008年10月2日龚全珍日记

今年夏天，记者来到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象湖院区，探访病床上的龚全珍。

在一份诊断书上，医生密密麻麻地给她列出了尿毒症、心功能不全、高血压病等多种疾病，但当时的她仍然笑容慈祥。

回顾人生，龚全珍说自己是幸福的：“人生，各自选择自己的路。我选择物质生活简陋，而精神生活充实的路，生活会愉快些、幸福些。”

医院里，半梦半醒间，她的思绪常常回到熟悉的校园，有时把医护人员认成自己的学生：“孩子们别在这逛来逛去，赶快去上课，记得要好好读书。”

即使是在病中，老人的心也总装着别人。

有一次，听到医生说要给她抽血化验，病床上的她以为要献血，便强打起精神说：“我是O型血，是万能血型，谁都可以用，你们随便抽多少都可以。”

5年前，记者采访龚全珍时，老人精神矍铄，回忆起往事，总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她说，数十年来，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写东西，写的最多的还是甘祖昌的故事。她把《我和老伴甘祖昌》一书赠予记者，其中记录了他们夫妻俩走过的风雨历程：“我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没有写好，怕对不起读者。但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用心写出来的，每一件事，也是真实有据的。”

据龚全珍介绍，她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一户工人家庭，兄弟姐妹11个，过着清贫的生活，记忆中的家“巷子边有一条大马路，可直通到海边”。

兄弟姐妹中，龚全珍最崇拜三哥。

1938年初，日军侵占烟台。三哥参加了八路军。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龚全珍拉着三哥的手，央求说：“哥，带我去吧，我也要当八路打鬼子。”

“你还小，好好读书，过三年我回来领你参加革命。”三哥说完，背上包就走了。

三年后，龚全珍考上烟台市立女中上高一，可三哥依然杳无音信。那时，日军只要占领了一处地方，就会下令叫学生集合开庆祝会。学校校长指定龚全珍当市立女中的代表，她很不情愿。

散会后，教育局的官员又带着中小学生代表去给日本兵送慰问金。

进了宪兵队的大门，龚全珍看到这些杀害中国同胞的刽子手，还有用中国人的血肉养活的狼犬狂吠着，她感到头皮发麻，全身发抖。

她永远忘不了，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一位老乡因带半袋盐，被日本兵扒光衣裤，用刺刀割开后背的皮肉后，把盐撒了进去，血流了一大片。

从宪兵队回到家后，龚全珍彻夜难眠，她不想当亡国奴，于是下定决心离开烟台，去日军还未践踏过的地方，“如果打听到三哥的消息，我就有机会当八路，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18岁的龚全珍剪短头发，从烟台步行到济南，再辗转安徽阜阳、河南淅川直至落脚陕西城固，一天最多能走100多里路，这是流亡路上练出来的本领，“沿途的人把我们当成叫花子”。

龚全珍一路流亡，一路求学。那时，西北大学南迁至城固县城。龚全珍报考了西北大学教育系，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陕西省档案馆至今保存着一份龚全珍入学时填写的《国立西北大学新生调查表》。其中，“思想”一栏“对于国家现状之感想及将来希望”中，她填写道：“政治紊乱，国民教育至今不能普及，希望国家能树立一个真正为人民福利着想的政府，希望提高教育水平。”

1949年，即将毕业的龚全珍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恰在此时，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来到西北大学，他号召同学们参军建设西北。

龚全珍很受鼓舞，当即报名参军，实现了戎装梦，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

次年春天，杨柳已发出嫩绿的叶子。龚全珍和100多名同行的青年爬上卡车，高唱着军歌向新疆进发。

似亭亭净植的荷花，龚全珍毅然决然踏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之路。

“爱自己所爱，无怨无悔”

“他虽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温情，他爱得灼热，他承认我为他付出的一切。我们也有共同之处，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

——摘自1988年12月21日龚全珍日记

她和他，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起点。

他于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乡市莲花县一个叫沿背的小山村。上了一年半的私塾后，他不得不辍学回家，放牛、打草，挑着担子来回走几十里山路，挣几毛钱脚力费维持全家生计。此后，他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多次负伤，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从赣西农村到胶东半岛再到天山脚下，两条相隔千里的生命轨迹，竟然神奇地交织在了一起。

1952年冬天，龚全珍第一次见到甘祖昌。那次，校长李平让她给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的甘祖昌汇报后勤部子弟们的表现。

等甘祖昌走后，李平对龚全珍说：“甘祖昌是个思想意识很纯洁的老同志，他也受过痛苦婚姻的折磨，离婚了，这点你们有相似的遭遇。我给你们介绍认识。我相信你们的思想感情会融洽的。”

龚全珍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他是个大首长，这点不合适。我见首长就不会讲话，受拘束。”

龚全珍老人回忆说，她脑子里像开了锅的水似的，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那一年放寒假，龚全珍和老师们到后勤部子弟家家访。甘祖昌和大伙儿一道用餐，她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甘祖昌一米七多的个子，因为瘦，所以显得高；方脸，满脸严肃；眼睛不大，却很锐利；身板笔挺，标准军人姿态。

饭后老师们返校了，甘祖昌和龚全珍进行长谈。

“我今年48岁，校长告诉过你吧？”甘祖昌问她。

“好家伙，如此坦率干脆！开门见山，比我大18岁。”龚全珍心想。

甘祖昌接着告诉龚全珍，他的身体不好，有脑震荡后遗症，还有气管炎、肺气肿。原来，新疆和平解放后，甘祖昌在一次外出检查工作时，敌特分子截断了木桥，他乘坐的吉普车从桥上栽下。甘祖昌头部重伤，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龚全珍被甘祖昌的革命经历所震撼，也被他的坦诚所打动。通过这次交谈，她不仅了解了甘祖昌个人及家庭情况，更了解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

没有过多的花前月下，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只有相守终身的信念。两人的婚礼在一个小会议室举行，只摆了两桌简单的饭菜，大半的客人都是同事。

起初，有同事担心，一个连“龚”字都写不出，一个是钟爱《简·爱》的大学生，能有共同话语吗？

一天饭后，夫妻俩一起坐在树荫下学习《毛泽东选集》。

文化水平不高的甘祖昌给妻子介绍起《井冈山的斗争》，解释什么叫主观主义，教她读懂革命这本无字书。龚全珍则给丈夫讲解某个字词的读法、词义、用法。

对于自己和甘祖昌的爱情，龚全珍曾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在我的脑海中，爱情有3种境界：最高境界是有共同理想和目标，愿为之奋斗终生，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生命的爱。我和祖昌共同生活33年……我感到生活得充实幸福。”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

“他为什么不吃好的，不穿好的，他心里常常想着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要多奉献，少享受，要为建设家乡贡献出一切。”

——摘自1992年9月28日龚全珍日记

崇拜三哥，龚全珍走上探寻革命真理之路。在丈夫身上，龚全珍则读懂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57年6月，龚全珍从甘祖昌口中听到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甘祖昌决定带全家人回江西老家，不当将军当农民。

彼时的甘祖昌已被授少将军衔，一家人也早已习惯了新疆的生活。听到丈夫这番话，龚全珍辗转难眠，她翻了翻丈夫的日记本，里面夹了3张请求回乡劳动的申请报告，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张。

这些报告的内容都一样，上面写着：“自1951年我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龚全珍担心甘祖昌头部受伤，老家的医疗条件无法保障。回乡，也意味着重新开始，更何况到艰苦的农村去。对此，同事、朋友纷纷劝说。可是，甘祖昌去意已决，龚全珍也决意相随，“我们有共同之处，对生活要求不高，为理想可以贡献出一切”。

准备动身时，甘祖昌向全家发布了一道命令：不准带棉花。

“棉被棉衣只带面。国家没有那么多差旅费，路这么远，路费比买新棉花还贵。”甘祖昌说完，仔细检查一家老小的箱子和麻袋，检查完才让捆好。

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一家人终于回到甘祖昌的江西老家——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

从将军到农民，对甘祖昌来说，是身份和心灵的回归。

当年，他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告别母亲和家乡，走上革命道路。长征路上，他和同村战友约好，革命成功后，一起回家搞建设，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回家才两天，甘祖昌就领着子女下地干活。“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甘祖昌处处用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要求自己，他希望能和乡亲们一起努力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他亲自下田，用双手一抔一抔捞烂泥，带领乡亲们把200多亩冬水田改造成了良田；他跟工友吃住在工地，和年轻人一起挑水泥、运材料，修建起了江山陂……

将军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完全听不懂当地方言的龚全珍一个人步行40多里路，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

在学校里，面对山村里的学生，龚全珍是既当老师，又当妈妈；既要教他们读书，还要带他们劳动。

看到别人家里每天父母孩子都能热热闹闹在一起，女儿甘仁荣就问父亲：“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别人家的爸爸妈妈那样陪着我们？”

父亲若有所思地说：“因为你们的妈妈是学生娃的妈妈，你们的爸爸是农业社的爸爸。”

甘仁荣和兄妹们听到父亲这番回答，大眼瞪小眼无法理解，甚至还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甘祖昌每月工资330元，收入水平在当时很高，但一家人却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仅当地乡政府不完全统计，将军回乡后参加建设了3座水库、4座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25公里长的渠道。有统计的捐款达8.578万元，占他全部工资的70％。

将军对群众如此“大方”，但是对自己和家人却很“吝啬”。家人的衣服破了就补好再穿，实在不能补了拿去做鞋底。“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这是甘祖昌常对子女讲的话。

儿子甘新荣本来有当兵的机会，甘祖昌说招兵名额有限，让他留在家乡务农。

大女儿甘平荣也从小想当兵，甘祖昌不仅没有出面帮她，甚至告诉了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她的右眼近视，希望严格把关，这番话当场把女儿气哭。

龚全珍从教育工作岗位退休时，小女儿甘吉荣打算去学校“顶班”，也遭到甘祖昌的坚决反对。

……

在关系儿女人生前途的大事上，甘祖昌的不近人情曾让子女们哭闹过、埋怨过，但随着儿女阅历的增长，都化为从善、独立、有爱心这些美好的品格。

“父母虽然没有给儿女房产和金钱，却把无限的精神财富给了后代。”甘仁荣说，这些年来，大家都在献爱心、做善事，尽自己所能，传递这份爱。

“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

“我走过的路崎岖、艰难。我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可是我没有遗憾，没有悔恨，心怀坦荡。只要过宁静、简单的生活就满足了。”

——摘自1989年3月26日龚全珍日记

1986年，甘祖昌将军永远地离开了。弥留之际，他交代老伴：“领了工资，买了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

除了这句遗言，甘祖昌并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他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农村建设上。丈夫一心为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也成为龚全珍的人生信仰。

家乡，还有着丈夫未竟的事业。“老伴，你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我的征程。”

快70岁时，龚全珍主动提出住进莲花县幸福院，要去那里照顾比自己年长的老人；她着手做社会调查，到各乡镇调查青少年失学情况，参与成立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她成立“龚全珍工作室”，捐资助学，扶贫济困，服务社区……

“我不能庸庸碌碌过日子，应以战斗的姿态向死神挑战；我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沦，要抽出主要时间来工作。”这是老人1997年4月10日在日记中的一句话。2013年，老人又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共产党员要为实现中国美好的梦做点事，为社区的建设尽点力，不能等死。”

后来，即使躺在病床上，龚全珍也总会督促儿女们下乡走访，去了解谁家有人生病看不起、谁家孩子上大学缺学费，要求他们一家一家上门，把关心送到对方手中。

几十年来，没有人记得她去过多少学校，帮助过多少人。但记者曾不止一次看到，老人外出参加活动吃饭时，拿出自带的馒头或面包啃。她说：“我牙齿不好，吃这个好。”

在甘祖昌、龚全珍的影响下，儿孙们尽管身处平凡岗位上，却个个品行端正、工作敬业，有的获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有的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同事和朋友曾送给甘家子女16个字：革命后代，将军传人；淡泊名利，情操高尚。这既是对甘祖昌和龚全珍儿女们的褒奖，更是对这个革命家庭高尚家风的赞扬。

多年来，龚全珍始终践行着丈夫当年的那句话——“活着就要为国家做事情，做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绝不能无功受禄，绝不能不劳而获。”

龚全珍钟爱荷花，爱它的不蔓不枝，皎洁无瑕，奉献一生。

其人如荷，清香满人间。

（本报记者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