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天津刚刚迎来一场初雪，天气寒冷。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内却涌动着一股暖意，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接待居民来访。墙上悬挂着的“推定‘群众有理’、推定‘工作有失’、推定‘问题有解’”的大字格外醒目，这便是河东区探索的“三有推定”工作法。

凭借这一工作法，河东区化解征地拆迁等各类矛盾纠纷，解决了一批“硬骨头”和“老大难”问题。河东区大王庄街道也入选了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枫桥式工作法”单位，同时入选的还有天津市红桥区和苑街道、河西区越秀路街道港云里社区。

12月8日，在天津市河东区大王庄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基层义务调解员在询问了解矛盾纠纷问题。组图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孙凡越 摄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

创新建立市、区、街乡镇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纵深推进诉源、访源、警源“三源”治理，颁布实施《天津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深入实施“天津政法强基工程”……近年来，天津坚持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听民声、解民忧，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命案连续5年发案不过百，刑事警情连续4年保持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保持在98.5%以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明显提升……天津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新路径，绘就了“枫桥经验”的津沽新图景。

这是12月8日拍摄的天津市河东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探索一种机制，三级矛调“化积怨”

今年11月的一天，刘东（化名）又来到了大王庄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与此前数次来访不同的是，这次他带来的不是“怨气”，而是一面鲜红的锦旗。

“多亏了街道矛调中心，这下终于可以安心享受退休生活了！”刘东见到大王庄街道党工委书记王虹时心情很激动。

时钟拨回到今年初，刘东心中却是憋着一团火。当时刚满60岁的他办理退休手续时，由于档案材料不全，工龄的认定出现了偏差。

就在刘东茫然无助之际，大王庄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伸出了援助之手。如今，刘东不仅拿到了救助金，还顺利办理了退休手续。

难解的“乱麻”，为何到矛调中心就能有效化解？“这得益于矛调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工作模式。”王虹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老旧房屋集中、拆迁面积大、遗留问题多……提起大王庄街道的基层治理难题，王虹感触最深。每接到一个“刘东式”的诉求，大王庄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第一时间搭建平台，组织涉事单位、律师、人民调解员等为群众解读政策，与相关部门沟通研判，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我们践行‘三有推定’工作法，累计化解征地拆迁类矛盾纠纷1886户。”王虹说，群众的事无小事。

依托区街两级矛调中心，困扰河东区群众多年的拆除工程扰民问题成功解决，不同类别的拆迁安置补偿陆续谈妥，被搁置多年的房产证送到了群众手中，近千件重复信访事项全部销号……“积怨化了，群众的心结开了，我们的工作才有价值。”河东区委政法委副书记胡云峰感叹道。

这只是一个缩影。为构建“一站式”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的工作体系，天津全国首创在市、区、街乡镇三级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20多个市级部门、10多个区级部门分别进驻同级矛调中心，集调解、信访接待、诉讼服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功能为一体，逐步形成了“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多元化解工作体系和“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

着眼矛盾纠纷解决只跑一地，让群众的各类诉求都能在矛调中心找到化解的途径。“好多常年上访的群众说，矛调中心让他们有了说话的地方。”天津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处长蒋璇子说。

不仅如此，各级党政“一把手”进中心上手解决问题；各部门各条块结合，属事属地联动，多元化解矛盾，更让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人管，还能一管到底。“让群众遇到问题、感到不公时能够找到地方说理，有人帮助处理。”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建全说。

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天津市三级矛调中心自运行以来，累计接待受理群众各类诉求16.32万件，办结15.88万件，办结率97.3%，进一步拉近了党员干部和群众间的距离，化解了一批重点难点问题。

12月8日，在天津市红桥区和苑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金牌调解员在询问群众调解需求。

打造一支队伍，干警下沉“解民忧”

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子牙河畔的和苑街道梦和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藏蓝色的“公安”和“社区法庭”的标识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党群服务中心里不仅有警务室，还有社区法庭、检察公益岗等等。只要有事，一声招呼，大家就能一起办事。”在梦和园社区党委书记商振伟看来，一抹藏蓝在身边，不仅是安全感，也让他们在解决邻里纠纷、化解家事心结时更得心应手。

梦和园社区所在的和苑街道是红桥区最年轻的街道，是天津市规模最大、整建制的棚户区拆迁安置区域。2016年4月，天津市规模最大的棚户区——西于庄片区改造还迁，和苑街道应运而生。

“这里的136栋高层居民楼好比‘竖起来的胡同’，伴随着居民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邻里矛盾、物业纠纷持续不断，仅靠社区干部的力量有时无法解决。”红桥区和苑街道办事处主任、政法委员刘昊说。

梦和园社区25栋高层住宅里居住着5000多人，老年人口多、困难人口多、残疾人口多。仅靠街道社区干部力量无法完全满足群众对依法调处矛盾纠纷的需求。

“很多问题看起来很小，但关系到各方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容易让‘小问题升级成大矛盾’。”天津市红桥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陈国女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天津创新机制，让更多区级政法干警向街道下沉、驻街政法干警向社区下沉，将专业法治力量延伸到基层“神经末梢”。

“周警官，供热站把我们家暖气不热的问题解决了！”“周警官，我们两家和好了……”群众口中的“周警官”，是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和苑派出所驻梦和园社区的民警周建军。作为下沉到社区的政法干警，周建军已经被这里的群众当做“贴心人”，“有困难找老周”成为许多居民的选择。

不久前，社区一户居民家因为渗水与邻居产生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维修费用太高，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达不成一致。”周建军了解情况后，立刻找来物业，联系专业施工队，把维修费用降到最低，经过一番劝说，问题得以解决。

这样的事情，在和苑街道屡见不鲜。政法干警发挥专长，与街道社区形成治理合力，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和苑街道矛盾纠纷数量同比下降了21.98%，化解率达到98%，同比上升10.2%。

不只是红桥区，为加强基层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天津深入实施“政法强基工程”，推动政法力量向基层和办案一线倾斜，法治资源向乡镇、农村、社区延伸，为基层组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专业支撑，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家门口”。

如今，天津法院系统在街道（乡镇）、社区（村）建立法官工作室148个；天津检察系统以检察听证促纠纷化解，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等第三方力量参与；天津公安系统促进“警格网格”无缝衔接、“网格网络”联动共治；天津司法行政系统建立市、区两级人民调解专家库。

“这支活跃在基层的政法力量，为基层组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了专业支撑，很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杨建全说。

在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兆丰路社区“家事驿站”，律师团队在一起商讨调解情况（12月8日摄）。

依靠一股力量，群众纠纷“群众解”

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兆丰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不大的院落里有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沙发、茶几、书架一应俱全，给人温馨的感觉。这就是兆丰路社区的“家事驿站”，于今年3月17日揭牌成立。运行一段时间后，兆丰路社区党委书记王玉枝尝到了甜头。

兆丰路社区地处天津中心城区繁华地带，房产权属杂、价值高、房龄老，加之近年来天津提出城市更新计划后，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家事纠纷快速攀升。摆在“家事驿站”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件件“剪不断、理还乱”的琐事难事。

为了将这类矛盾纠纷的“硬骨头”化成“绕指柔”，一批“邻里调解员”上线，激发了“家事驿站”的调解能效。

69岁的滕长祥身为劝业场街道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是兆丰路社区“邻里调解员”队伍的一员。今年夏天，社区里一名退役军人来到“家事驿站”反映，家里下水道经常堵塞，由于管道与隔壁餐饮业商户连通，怀疑是商户长期排放油污引起的。此前几年他自掏腰包疏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今年他找到商户要求公摊疏通费用遭到拒绝，心中更生不满。

滕长祥在了解到情况后，随即找到商户，从中多次协调，一边告知对方需要依照法律、法规对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负责；一边动之以情，劝告对方重视邻里关系。经过他的耐心调解，双方冰释前嫌，协定平摊费用，将矛盾成功化解。

在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兆丰路社区“家事驿站”，律师在为社区邻里协调员普及调解方法（12月8日摄）。

“家事驿站”成立至今，接待居民百余人次，成功调处邻里纠纷、遗产继承等各类矛盾纠纷56件，成功率达到96.5%，社区内万人成诉率同比降低66.7%。“群众的纠纷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劝业场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凯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诀。

“家事驿站”组建了三支矛盾调解队伍，包括社区网格员、邻里调解员、专业律师，依托他们的力量，为居民答疑解惑。“老旧小区往往没有专业化物业，社区‘家事驿站’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在稳定当事人情绪、公平公正评判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用情用理把问题化解于萌芽，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做到矛盾不出楼栋。”和平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汪斌说。

在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兆丰路社区“家事驿站”，社区党委书记王玉枝（右）聆听社区邻里协调员的协调情况（12月8日摄）。

不只是“家事驿站”，天津市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王红卫坦言，近年来，天津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创新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渠道，涌现出东丽“海河义警”、红桥“红警”、武清乡贤等一批叫得响的群防群治品牌，形成了群众事群众议、群众难群众帮、群众纠纷群众解的生动实践。

“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立足预防、立足调解、立足法治、立足基层，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纳入法治轨道，为天津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多的智慧方案，护航天津高质量发展。”王红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