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篇章，如果说战争与失败是每个篇章的醒目标题，那么割地与赔款就是每个标题之下的主要内容。及至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不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而且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抵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最为辉煌的篇章。回顾75年前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民族意识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觉醒，团结合作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爱国精神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顶点，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新的升华，民族复兴在抗战时期获得新的希望。一言以蔽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一

民族意识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觉醒

抗日战争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新觉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又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强大力量。

近代以降，国门洞开，民族灾难，接踵而来。而日本觊觎中国之野心尤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就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中日甲午一战，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李大钊即说，中日关系“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曰“甲午”。他预言“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日本的强权真是“迫上了我们的眉睫”。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1935年的华北事变，战争氛围愈益浓烈。一位青年学生在信中写道，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掠过，炮声震得教室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地响着打靶。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念书吗？”青年学生的悲愤提问，正是抗日救亡情绪的真实显露。与此同时，《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唱遍全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是喊出了中国人民的满腔悲愤，日益迫近的战争使得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俨然表明事态之严重“已达到不起来坚决抗战就不能保存平津、华北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即发表通电呼吁，中华民族危机到了最为严峻的时刻，“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现时应“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呼吁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不仅涌现出了诸如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英烈和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及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也有像舍家纾难，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抗战前线，被人们誉为“当代佘太君”的英雄母亲邓玉芬的大义之举，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血与火的战争尽管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但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着全中国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战争。“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中华民族的一致行动。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意识的高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前方与后方，海外与海内，互相配合相互支援，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空前增强。虽然是弱国的地位，虽然是强敌的入侵，但中国不会灭亡，我们不会灭亡。巴金说，这是“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民族危机越是加深，民族意识越是强烈。即便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族意识高昂”。特别是革命根据地的民众“均具有敌对意识”，大部分人在其潜意识内坚信，即使日军“在开战初期占优势，但在长期战争下，不可能获胜”。抗日战争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新觉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又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强大力量。正是这一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汇聚成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的磅礴力量，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新篇章。

二

团结合作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没有国家的前途命运就绝不会有个人的前途命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的结合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才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政治上四分五裂，组织上一盘散沙，是近代中国相当长时间内的一种现实状态。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此感叹说：一盘散沙的民族如何才能崛起！然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改往日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灾难。面对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杀戮，中国人民不能不奋起抵抗。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弱国与强国的对决，决定了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必须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决战，只有团结合作，才是抗战的出路。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还在全面抗战之前，毛泽东就告诉斯诺，作为中国的两个主要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果没有团结起来，其结果“对抗日运动不利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多方呼吁团结合作，以团结促抗战，强调没有团结就不能实现全面抗战，团结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也是全面抗战最本质的内容之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说：“亡国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即使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便算是杀父仇罢，在这大难当前的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是出路。”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团结抗战不仅是一个口号，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日发起摩擦，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中国的抗战要“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面抗战的基础，也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才能发挥全面抗战应有的作用。

民族危亡严峻异常，团结合作急需加强。紧急时刻，国民党顺应了时代的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并发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号召，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的会战。这些会战对坚定全国军民抗战信心、吸引友邦和华侨支援抗战、赢得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内迁时间，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时期，不仅各党派摒弃过去的成见团结起来，“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家巴金深有感触地说，“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持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没有国家的前途命运就绝不会有个人的前途命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才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能够获胜，是由于“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呼吁与倡行之下，团结合作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最终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这次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三

爱国精神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顶点

遍及世界的华侨华人，与祖国的抗战遥相呼应，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伟大的爱国精神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达到了新的顶点。

爱国主义精神，凝结于五千年中国历史的河床之上，蕴藏于创造历史的人民之中，并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构筑起了无坚不摧的精神家园。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最深厚的民族情感，总是与一定时期内国家的历史任务要求、国家和民族生存相关联。抗战骤起民族蒙难，爱国主义再次成为中国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满怀爱国热情，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并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激荡之下达到了新的顶点。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抗战时期，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以及华人华侨等，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东至台湾，南达海南岛，西到新疆、西藏，北至内蒙古的广大国土上，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民族的方式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来。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从建立到1944年，共作战870余次，打遍冀中平原，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创造了辉煌战绩，成为回民坚持抗战的一面旗帜。生产战线的工人群众，一方面冒着枪林弹雨加紧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组织各种团体积极支援前线作战。不少有工人组织的地方及工厂，普遍建立了游击小组，他们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辎重和运输。农民是抗战的主力，全民抗战首先是农民抗战。广大农民群众以粮食支援抗战的同时，在敌后战场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另一方面直接加入了八路军队伍。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就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团”，该团领导成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北平大中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

“血浓于水一家亲”。抗战时期，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到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洪流中。据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有5万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台籍著名抗日将领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成为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日军战火迫近香港后，许多香港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到前线参战，还有不少人带领全家一起回乡加入抗战热潮。香港女教师李淑桓先后把6个儿女送回东江参加抗日武装。不久，自己也返回东江参加抗战。为了支援祖国抗战，“香港学赈会”发动青年学生募捐筹款，积极支援内地同胞和抗日部队。同时，“香港学赈会”还先后组织3批回乡工作团，奔赴内地直接投入到抗日战场的烽火，冲锋在枪林弹雨之中。1942年成立的港九大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在香港组织了上百场战斗，给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海外侨胞也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更有大批海外侨胞直接归国参加抗战。据统计，抗战时期仅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达4万多人。血浓于水、爱国一家。遍及世界的华侨华人，与祖国的抗战遥相呼应，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伟大的爱国精神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达到了新的顶点。

四

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新的升华

中国抗战离不开世界，中国的革命道路也必须与世界革命道路联系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摒弃那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错误做法，而是要将“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品质与文化气质的独特呈现。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孕育形成了不少优秀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作为一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无疑又在塑造着新的民族精神，并使其得到新的升华。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升华，首先体现在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反对卑躬屈膝、苟且偷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民族自卫战争中必须坚持的立场。还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指出，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坚决反对那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些“投机的败类”，要同全国一切党派和同胞一道，保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抗战到底、血战到底。同时也要坚决斥责那些认为日寇能够觉悟和让步的空谈，利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汪精卫集团走上叛国道路后，在中国共产党人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界开展讨汪和反投降斗争，有力地遏制了民族投降主义逆流的蔓延，维护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战争向前发展。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更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击了几乎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八路军、新四军虽与近百万日伪大军血战，“但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指挥员，没有一个投敌的中委，没有一连一排叛变为伪军的军队，没有一个日谍汉奸能在共产党统治区域逍遥法外”。条件虽然艰苦，战争虽然残酷，然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始终是广大爱国群众的精神力量，这是抗战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

抗战需要发扬民主精神，抗战也需要开放精神。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民主精神得到进一步彰显，开放意识进一步增强。抗日战争是全民战争，这就决定了必须要广泛发动民众，没有广泛的民众动员，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动全国的力量抗战，民主是必要条件。要支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条大路，就是民主”。只有把一切民众都组织起来，“依着民主统一的路径，来给垂危的中华民国，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呼吁民主，另一方面在敌后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权、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呼吁和具体实践，民主意识在全国范围内高涨起来。民主精神固不可缺，开放精神也需加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与世界人民团结合作。中国抗战离不开世界，中国的革命道路也必须与世界革命道路联系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摒弃那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错误做法，而是要将“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也就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正是这样的开放心态，我们不仅获得了世界援助，更获得了世界人民同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从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五

民族复兴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新的希望

新时代的大潮中击水行舟，唯有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才能奋楫扬帆、勇立潮头，进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抗战时期实际也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和领导能力的大检阅时期。怎样领导抗战，民族如何复兴，不仅关乎抗战的命运，也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而言之，谁能领导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新中国，谁就是人民的救星，谁就是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

战时国民党的腐败专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了不满。美国记者斯诺就说，“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参观延安后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那里，“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八路军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于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络绎不绝奔赴延安。“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据任弼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总共达4万余人。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有志青年突破日、伪、蒋的重重封锁，脚踏崎岖小路，风餐露宿，从四面八方通往陕北延安的真实写照，更是进步青年在艰辛革命征程中砥砺奋进的壮阔场景。大批青年奔赴延安，是因为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而“奔向共产党干革命”。正是这种希望，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战的希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抗战时期，毛泽东植根于现实土壤和革命土壤撰写的《矛盾论》与《实践论》等著述，创造性地阐释了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则，为引领中国如何立足于抗战与革命的实际确立了一个哲学逻辑，提供了一个理论形态，开辟了一条思想路线，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南。在建国构想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经济上建立国营经济，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描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许多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立场的人，对国民党的失望越来越大，对中国共产党则寄予信任和希望。历史的天平终于转到了中国共产党这边，民族复兴的希望也越来越多地倾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回顾75年前的那场战争，伟大的中国人民以“抗战到底，血战到底”的坚强意志，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谱写了爱国主义的新篇章。75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并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继续书写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自己的梦想。然而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都需要精神力量的强力支撑和持续推动。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也是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我们仍将处于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需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需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世情，需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需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的大潮中击水行舟，唯有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才能奋楫扬帆、勇立潮头，进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商业大学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