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抗战期间,新四军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真正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正如毛泽东评价的一样,新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

新四军组建后,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赴华中敌后进行抗战。这个地区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又是日伪军指挥中枢所在地。新四军在此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军,起到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作用,挫败了日军“以战养战”的企图。特别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成为华中抗战的主力军。在新四军挺进华中前,日军在南京、芜湖、镇江一带只驻有两三个联队。新四军东进后,日军增加到3个师团;武汉失守后,日军又增加2个师团。当时,华中日军共有13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新四军在武汉、黄冈、黄陂地区抗击了日军第六师团;在南京、镇江、高淳、巢县地区抗击了日军第十五师团;在鄂中汉川、云梦、潜江地区抗击了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在上海、镇江段京沪沿线抗击了日军第六十师团;在苏中阜宁、宝应、江都、海门地区抗击了日军独立第十二旅团;还有几个日军师团和2个独立旅团为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在抗战期间,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日伪军12.42万余人,另促成5.4万余日伪军投诚、反正。新四军自身伤亡8万余人,其中,团职以上烈士350人。

在华中地区,新四军先后创建了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江、浙东等8块抗日根据地,建立38个行署、20多个专员公署、164个县民主政府。这些根据地位于中国最富饶的中东部,涉及苏、浙、皖、赣、鄂、豫、湘7省,面积约25.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20万。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新四军已从集中改编时的1万多人发展到9万多人。1941年虽遭皖南事变的严重挫折,但新四军坚持下来,克服困难仍有发展。到1943年底,新四军增长到16万人;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部队达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达96万余人,成为日军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在大反攻中,新四军各部队共解放县城52座,攻占敌据点1381个。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起了配合作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主要战场,对于抵御日军的疯狂进攻起了重要作用。新四军“担负着配合主力、配合正面、配合战役、配合会战的伟大任务”,成为“吸引敌人、扼制敌人的铁手”。在1938年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新四军活跃在华中敌后战场,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比如,为配合武汉保卫战,新四军江北部队积极破坏安(庆)合(肥)公路,击毁日军百余辆汽车,使日军的军需物资运输遭受困难,延缓了日军占领武汉的进程。仅在这一年,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连续进行大小战斗280余次,毙伤日伪军3200余人,俘虏600余人,击毁汽车180余辆,颠覆火车2列,毁坏桥梁90余座,严重威胁了敌人的交通线和指挥中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敌后军民的胜利信心。1941年初,新四军第四师、第五师有力地牵制了向豫南国民党军进攻的日军。同年的郑州战役和湖北的侏儒山战役等,新四军都主动配合国民党战场,展开了对敌攻势。1943年春,日军对苏北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动进攻时,新四军第三师捐弃前嫌,在战前和战役过程中,积极配合作战,掩护韩部突围转移,使日军的进攻不得不在短短的4天内草草收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新四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能脱身。再加上八路军和全国抗战军民的英勇奋战,中国战场一直牵制着日军近30个师团、最多时达40个师团,共100多万以上的兵力,牵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力量,使苏联得以集中力量在西线打败德国法西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也推迟和限制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计划和范围,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上的作战,为盟军逐步取得战略主动权赢得了时间。同时,新四军在控制区内,还营救美军飞行员11批次、23人,为此,新四军5人牺牲,多人负伤。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为国民党军和盟军提供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曾经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39年7月6日,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因旧创复发回武汉治疗。时在武汉的周恩来设宴招待他。“李在席间对新四军在津浦线南段附近英勇作战甚为嘉许。”后来,“在颁发武汉会战计划时,根据津浦线南段的经验,要求各部队在进行阵地战、运动战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以牵制日军,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1939年3月10日,叶挺、项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送了一年来工作报告和《对敌作战说明书》。5月10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批示:“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如军令部无此同样之报告,可将此全份送军令部。”6月6日,军令部次长刘斐批示:“报告内容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6月7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三月十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还传播到国外,成为盟军在敌人后方坚持对日作战的借鉴。全面抗战初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情报官员的卡尔逊到过中国的许多战场。1940年夏秋之交,他到皖南访问了新四军军部等。他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十分赞赏,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援助八路军、新四军。1942年以后,卡尔逊参加太平洋战场作战。他指挥的第二突击支队,运用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经验,开展岛屿游击战,成功地袭击了马金岛。1942年5月19日,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中的华侨组成“四八支队”,意在以新四军、八路军为榜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初,对于菲律宾的岛屿能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曾有激烈的争论。他们学习新四军、八路军的经验,分析菲律宾的具体情况,认为岛屿虽受地域限制,但多山地、森林,依靠人民的支援,完全可以打游击。从此,“四八支队”转战14个省和马尼拉市,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共歼敌2000余人。“四八支队”也从52人发展到700余人。

此外,新四军还创造了许多适应作战地区特点的作战方式和手段,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战略战术,积累了丰富的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比如,创新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理论,提出和开拓了大兵团作战理论等等,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