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中法大学、陈独秀旧居、李大钊故居……

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被这些颇具民国气息的建筑所吸引，它们犹如一颗颗闪烁的明珠，镶嵌于京城肌理之中。

这既是北京的红色文化符号，也是百年前有识之士寻求救亡图存之路的见证。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等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清廷闭锁的大门，割地、赔款、租界、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华夏大地满目疮痍，日益腐朽的清政府，难担御辱强国之重任，中华民族风雨飘摇。

不堪屈辱，力挽狂澜。太平天国揭竿而起、洋务运动师夷长技、戊戌维新变法图强、义和团军扶清灭洋，革新变法先后登场，然结果无一例外，饮恨而终。

泱泱中华，何去何从？

从迷梦中愕然惊醒的有识之士，发起辛亥革命，推翻清帝统治，组建革命政党，成立共和政府，开启国民理智，留法寻求真理……

为求救亡图存，为寻复兴之路，一场暴风骤雨大幕开启。

第一次喊出“振兴中华”口号

鸦片战争后，民族资本主义在我国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建造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呼声渐趋高涨。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人物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了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清王朝的革命目标。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先后在湘赣边、广东、广西、云南发动数十次武装起义，革命高潮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打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孙中山为了得到手握兵权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支持，表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即让位于袁氏。”

袁世凯取得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便把政府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袁世凯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了他，还在位于今西城区虎坊路3号的湖广会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

19岁的《民国报》记者梁漱溟当天一大早就赶来采访。上午的欢迎会被报纸描述为：“男女各界皆欢欣鼓舞，争以一瞻伟人颜色为快，故到会者三千人，为从来未有。”可见，当时全国上下对中华民国力挽狂澜寄予厚望。

孙中山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发表演讲：“……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然以二者相较，破坏易，建设难。易者既赖全国同胞相助，则难者更当欲全国同胞相助，庶可巩固此中华民国也。”

8月25日下午，在孙中山的见证下，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五政党在湖广会馆合并成立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解释了“三民主义”，其中特别强调了“民生主义”的重要意义，并且满怀激情地描述了革命的前景：十年之内建造一个地球上最优美、最文明的中华民国！

可怜购得假共和

憧憬美好，而事与愿违。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操纵选举，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随后，又撕下民主的伪装，复辟帝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撕毁约法，还派人暗杀了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此后，仁人志士又尝试过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政体，均以失败而告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陈独秀、黄兴等革命志士被迫流亡海外。

此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在欧洲打响，趁着德国在欧洲战场分身乏术，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群众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工人罢工抗议。消息传到日本，正在求学的李大钊、高一涵等有识青年毅然起身，群情激昂地呼吁回国倒袁。

而此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正倒行逆施地大肆鼓吹“尊孔复古”，谋划复辟帝制，好在帝制仅存续83天便毙命。袁世凯病亡后，中华大地进入军阀割据混战期。

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救亡图存之路，成为摆在有识之士眼前的必答题。

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文化是政治的先导。

陈独秀等人吸取教训后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强敌不仅强在武力上，更强在思想和理念上。“欲图根本之救亡，必改造中国国民性。”他们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发起了廓清蒙昧、启发理智的启蒙运动。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9月15日即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首刊发行便引起了轰动，远在湖南的毛泽东、天津的周恩来等进步青年都为《青年杂志》的耳目一新而震撼，新文化运动由此发轫。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以进化论观点和人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北上，落户陈独秀在北京的住地——箭杆胡同9号。

箭杆胡同位于故宫东侧，当年的箭杆胡同9号现已变更为箭杆胡同20号，院门朝北而开，门口立着一块石碑，上书“陈独秀旧居”。旧居经修缮后，今年6月1日正式开放，入院是一道由第二卷第一号《新青年》封面装饰的照壁墙，全新的布展还原了当年编辑部的工作。

《新青年》入京后，继李大钊之后，一批有志青年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隐默、陶孟和等陆续加入《新青年》，成为《新青年》的主力作者、同人编辑，《新青年》从此如虎添翼，新文化运动也逐渐走向高潮。

《新青年》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等一篇篇引起社会轰动的文章，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封建、反礼教的热潮。邓中夏、赵世炎等一批北大学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发起猛烈的冲击。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青年》逐渐成为运动的领导中心，北大成为了主阵地。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新诗、白话小说等。为把文学革命引向深入，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刊出了两封信件。一封是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杂志社的公开信，全信以文言文写成，共4000余字，故意以一个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卫道士的口吻，历数《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罪状；另一封则是刘半农以“半农”为名发表的万字长文《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旧文学辩护的观点痛加批驳。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史上著名的“双簧戏”。“王敬轩”影射当时知名的反对派代表林纾，“双簧戏”成功引诱林纾出来应战，最终以《新青年》大获全胜而告终。“双簧戏”极大地提升了《新青年》的舆论影响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得以深入人心。

接着，鲁迅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此后，鲁迅接连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一批白话小说，更是为新文化运动添加了一剂剂“猛药”。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毛泽东返回长沙提议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并创办了《湘江评论》；周恩来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觉悟》也由此开始传播进步思想。

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如山雨欲来之势，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振兴中华造就卓越的领袖人物

新文化运动在国内方兴未艾之时，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族救亡力量，也在世界各地开始萌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大批学生远赴英美法日等国留学，寻求救国图强之道，其中尤以赴法勤工俭学为甚。

回首百年前青年学子赴法寻求救国真理的沧桑岁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端木美在《纪念留法勤工俭学一百年》一文中这样评价：“一百年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重大贡献就是为民族解放、振兴中华造就了卓越的领袖人物。”

1916年底，蔡元培从法归来出任北大校长，同期回国的还有李石曾、吴稚晖等有识之士，他们以“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为宗旨，以“法兰西文明天下第一”为鼓吹口号，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青年学子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

这得益于两个机缘：一是一战后，法国出现了劳工荒，华工需求量巨大；二是“豆腐博士”李石曾的推动。

李石曾是河北保定高阳县人，他于1902年赴法留学，期间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学方法研究大豆的专著——《大豆的研究》，并在那里开办了豆腐公司，把中国豆腐和老家高阳的华工带到了巴黎。

为改变这些工人不识字、没文化的状况，李石曾试办“工余求学”夜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且受到蔡元培、孙中山等人的赞赏。被李石曾请去给工人们讲过几次课的蔡元培一琢磨：工人“工余求学”尚能有所成，学生“学余做工”岂不是进步更快，高昂的学费问题还能迎刃而解！

于是，1915年，留法俭学会在巴黎成立，第二年又成立了法华教育会，接着华工学校在巴黎开办，为回国发动学子赴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17年夏，李石曾返乡拜见好友段子均，发现高阳县布里村正流行夜校，学风兴盛，很多赴法见过世面的华工还在这里当起了老师。李石曾见状，当即拍板：“像当年办豆腐训练班一样，就在布里村开办留法预备学校！”由此，一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这里发端，迅速席卷全国。

“法国学堂在布里，布里从此不平凡”。百年后的今天，布里村人仍引以为傲。记者从北京向南驱车近200公里，来到了这个在保定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小村庄。

曾经的留法工艺学校旧址已修缮如新。学校至今保留着1917年建校之初的格局，只是在老校门的前面，加了一道上方书有“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的灰白色新校门和一处小花园。学校最特别的要数那扇与周边民居格格不入的老校门，校门上方有一块白色的“山”字形砖塔，两边圆中间尖，颇有法国哥特式建筑的味道，下部及两边墙体磨砖对缝，又是典型的北方农村民居风格。

高阳县文化馆文史创作员史克己介绍，这个校门是李石曾亲自设计的，取意于“中西合璧，学贯东西”。学校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现存平房11间，包括教室、实习工厂、蔡和森故居、李石曾生平展室和学生宿舍等。这里共举办过三期培训班，近70人赴法留学。蔡和森曾在此任教并学习法语，院内还有一棵由他亲手栽种的百年洋槐。

今天，留法学校旧址已被陈设为展厅，一幅幅图片，一件件旧物，一段段影像，诉说着百年前那段青年学子留法勤工俭学之路的沧桑。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火种，从布里村迅速蔓延至保定、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地。到1920年时，全国的留法预备学校（班）已达20多处。

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间，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蔡畅、陈毅、李维汉等在内的约1900名青年学子先后登上“因幡丸号”“盎特莱蓬号”等巨轮远渡重洋，踏上了浪漫的法兰西国土。

1919年3月，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特意由北京赶往上海，参加了第一批湖南赴法学子的欢送会。第二年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为最后一拨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巨轮起航，他高声呼喊：“努力学习，拯救国家！”（记者 刘桥斌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