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921年6月3日,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因为异域财富而产生的快感与苦恼中。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他就是与中国早期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荷兰革命者马林。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他以“马林”之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列宁对他印象深刻,亲自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此时,满身疲惫的马林没有心思欣赏这个繁华的远东城市,他急切地想要见到李达、李汉俊这两个中国人。他化名安德莱森,公开身份是《东方经济学家》记者,与此后到达上海的尼克尔斯基每天出去了解情况,晚上在马林的住所碰头。他们了解到中国已经先后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形势十分乐观,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在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后,决定于7月间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随后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每省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考虑到各省到上海路途遥远,马林还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为什么定在7月开会呢?是因为国内许多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都在学习和工作,有的当时还是学生,如王尽美、邓恩铭等。留法、留日的成员平时回国也不方便。就这样,马林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然而,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密探们盯上了。

6月底至7月中旬,一群风尘仆仆的年轻人陆续秘密赶到开会地点,他们不顾舟车劳顿,操着不同的地方口音谈论着路上的见闻。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悄悄从长沙来到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前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巴黎回信,路途遥远不方便与会;陈独秀正在力争一笔教育拨款,不便来沪,派包惠僧代表他与会;李大钊也因学校事务繁忙分身无术。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当时这里人称“李公馆”。这天下午,李公馆内秘密聚集了12名代表和受陈独秀派遣出席大会的包惠僧,以及两名外国人马林、尼克尔斯基。或许有的参会代表还不知道,端坐正中的那个外国人马林就是这次会议的幕后倡导者。

会上,马林热情致辞:“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添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在随后的几次会议讨论中,代表们对中共与共产国际应该保持什么关系意见不一。出于安全考虑,马林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当听说中共党纲中“要联合第三国际”的内容时,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坚决要求参加30日晚的会议。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开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十分惊险的事。正当马林准备发言时,一个中年男子闯了进来,朝屋子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平静地问道:“你找谁?”那人说要找社联的王主席,但眼神一直在打量着屋里的两个外国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随后打了个哈哈转身出去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拍了一下桌子,决定会议立即停止,李汉俊则指引大家迅速从前门撤离。平时,前门是不开的。李汉俊在大家走后赶紧收拾了一下会场,忐忑不安地和陈公博坐在书房里。谁料到,大家在匆忙撤离时都忘了桌子抽屉里还有一张小纸条。

十几分钟后,路上突然响起尖厉的警笛声。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带着密探闯了进来,大声喝道:“人呢?”

此时,李汉俊显得异常镇静,“谁啊?你们这么多人要干什么?”

“刚刚那些人呢?”

“啊,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走了。”

“你们开什么会了?”

“我们没开会呀,只是聊聊出版丛书的一些事。”

“给我搜!”那些人开始翻箱倒柜,一片杂乱中,那张写满字的纸条被扔在地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你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会主义书籍?”领头的盘问道。“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来上海交流学术。我是编辑兼商务印书馆翻译,这里又是书社,当然什么书都有了。”李汉俊答道。

其实,巡捕房哪里知道这里在召开中共“一大”。问题出在马林身上,他是荷兰人,曾因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运动被当局驱逐。此后,马林的行动一直受到荷兰当局的监视。他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注意,并通知各国领馆和租界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监视。祸是马林引来的,又是马林的机警果断挽救了代表们。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法国巡捕查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说来也奇怪,什么都搜查了,唯独没有看那张小纸条。殊不知这张纸条藏有大玄机,上面其实写着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

后面的故事耳熟能详。代表们在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下,转至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担心作为外国人目标太显眼,没有继续参加会议。李汉俊和陈公博因受到注意也没有去嘉兴。就这样,在夜游消夏的南湖游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1年的中国并不平静,仅史料记载的地震就有10次,水灾、旱灾、火灾、鼠疫此起彼伏,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层出不穷。若不是那个“包打听”,这次秘密的中共“一大”也不会引起当局的关注。就这样,一颗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

从中共“一大”到1924年被共产国际召回,马林根据他在爪哇的革命斗争经验以及在中国的实地考察情况,提出了国共联合的主张,并为制定国共合作政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期间,马林为营救被捕的陈独秀而四处奔走,甚至用共产国际给他的几千元活动经费疏通关系。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深入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进行动员。疾恶如仇的他,遇到外国巡捕刁难中国苦力,甚至出手相救……

不过,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未能很好地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熟悉,在与中共沟通过程中有些意见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他返回莫斯科后,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林曾深有感触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荷兰在二战中沦陷后,马林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占领。1942年,马林不幸被逮捕。行刑前,他与七名战友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作者:张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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