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惶恐说惶恐 零丁叹零丁
——南宋的最后一位忠臣(三)
阳光
南宋的皇帝几乎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前半夜被金兵追打,后半夜被元兵围打。山河破碎梦不连,国势浮沉雨打萍,梦里全是游牧民族的铁骑马刀,寒风阵阵,寒光闪闪。
公元1234年,一直被金兵追杀的南宋朝廷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
这就是与蒙古大军的联手。
公元1141年到114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宋、金、元三国三朝政治军事势力板块重新组合的关键时期。
这一刻,大宋王朝力主抗金的主将岳飞被陷害致死,朝中无人敢言战、无人能应战,于是宋金之间签订了“绍兴和议”,堂堂大宋从此对金称臣,成为藩属国,大宋皇帝赵构甚至在写给金主的信中,自称“臣构”。
这一刻,对金朝女真人来说,是一个发展崛起的契机。东北方向完成了对辽朝残存势力的清扫;西部方向安抚住了西夏,使之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对东部方向的高丽国、渤海国加大防御力量。于是金朝的主攻方向转向了宋朝的广大区域,富庶江南,物华天宝,无疑是大金国的不竭财源地。议和是假,觊觎是真;协议是虚,图占是实,大宋像是一块肥肉,食之不尽,嚼之不竭。
但是,金朝对宋朝的图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同样奔驰在千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蒙古铁骑。准确地说,是逐渐汉化,甚至宋化的女真人,遭遇到仍然保持强悍威风的蒙古人。
公元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被拥立为首领“成吉思汗”,创立大蒙古国。
迅速崛起的大蒙古国一方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帝国体制,一方面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先后消灭西辽势力,多次发起对夏战争,令西夏王朝臣服,随后打响灭金之战,扩张势不可挡。公元1211年野狐岭一役,10万蒙古铁骑对战45万金朝精锐,以少胜多、大获全胜,从此威势日隆,强不可敌。被蒙古大军占领大片土地后的金朝转嫁压力,加大了掠夺大宋丰饶成果、挤压南宋生存空间的力度,此所谓你打我、我打他。
金人的举动,激怒了久积靖康之恨的宋人。于是,宋朝与金朝的对手蒙古大军的合作,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选择,一场新的“三国演义”在东汉末年1000年后重演。
公元1234年,即宋理宗端平元年,忍无可忍的大宋与蒙古大军联手灭金。随着蒙古人的风卷残云雷霆万钧,金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派人想说服宋人,并不惜以当年北宋皇帝受金朝皇帝之蒙骗联手灭辽,却被金朝反手一击而亡的教训为例,甚至还用了“唇亡则齿寒”的典故相劝。但南宋人恨金入骨,哪里听得进这番50年之后才被证明的劝言,心想,齿寒就齿寒,我先让你寒;重演就重演,我让你先演,断然拒绝了金朝的请求。
当然,南宋朝廷也不是一时冲动,宫廷内部也进行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是“扶金拒蒙”“联蒙灭金”,还是“先灭金再抗蒙”,反复讨论、激烈争论,但对现实压力的恐惧大于对未来忧患的思量。最终的结论是,灭金比防蒙更迫切;最后的结果是,金朝都城蔡州被宋、蒙大军攻陷,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至此,距公元1134年岳飞首次北伐抗金、收复襄阳六郡,正好100年整。
历史的悲剧,真的开始重演了。
大宋王朝虽然一雪百年奇耻,但也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大辱。这就是蒙元覆灭南宋之战。
从公元1234年宋蒙两军在洛阳的正面战争打响,到公元1279年蒙元大军灭宋于崖山结束,时间长达46年。
生于公元1236年、卒于公元1283年的文天祥,几乎亲历了蒙元灭宋全过程,也就是说,文天祥一出生,宋朝就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
蒙古帝国灭宋的谋划,堪称人类战略史的经典。
威风起荒漠,战云卷中原。从战略筹谋到战争准备,从战场布局到战役展开,从战斗实施到战术运用,蒙古人从长计议、精心布局,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征服了整个草原荒漠地区,建立起大蒙古帝国的强势政权,这个征服了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打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打到波斯湾,占领面积曾达数千万平方公里的马背帝国,对付已经被女真人打得晕头转向、皮开肉绽的南宋本不在话下,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轻举妄动,而是对这个存活了几百年的王朝,进行了透彻的琢磨、精准的算计、周密的布局。
此前,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西征中亚达七年之久,灭了花剌子模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消除了远域之敌袭扰的可能,扫清了外围,加固了边防,拓展了纵深,拉开了打大仗的架势。
此前,成吉思汗派两万蒙古骑兵西征西辽,剿灭与蒙古、新疆分裂势力勾结的西辽国,控制丝绸之路,获取商贸财富。
此前,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发起六次、历时20多年的对西夏作战,尽管成吉思汗在战争末期受伤病逝,但蒙古人在公元1227年终灭西夏王朝,解除了后背之忧、扩占了物资供应基地。
此前,窝阔台大汗在公元1213年三路攻金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于公元1231年拉开了灭金之战的序幕,三年而功成。
至此,蒙古帝国扫清了灭宋大业的一切障碍,只等大举破宋的发令枪声了。
但是,这个发令枪声不是蒙古人打响的,而是南宋朝廷发出的。
公元1234年正月初十,南宋军队在与蒙古大军刚刚共同灭金于蔡,南宋朝廷导演的“端平入洛”事件就发生了。当年五月,宋兵突然占领了原属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开封、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等“三京”地区。这一年是宋理宗端平元年,所以史称“端平入洛”。
此举引爆了宋蒙战争。
“三京”地区本是大宋王朝的故园,被金人占领了一百多年,历代宋人想拜谒祖宗的陵墓,都只能是遥祭,这里是宋人魂牵梦萦的乡愁,是岳飞曾数次北伐要收复的失地,南宋的收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对没有此切肤之痛、百年之耻的蒙古大军来说,则完全不能理喻。对南宋王朝这种提前不沟通、不执行退兵约定、不宣而占的行为,自恃战功显赫、武功高强的蒙古大军当然不干,遂大举攻打“三京”,南宋军队溃败而逃,退回到原来的防线。但蒙古军队穷追猛打,蒙宋大战一发而不可收。
其实,这场战争迟早要来。窝阔台大汗继承的,不过是成吉思汗的遗策。以“端平入洛”为起点,窝阔台指挥二十万蒙古骑兵,正式打响声势浩大的灭宋之战。
唇亡而齿寒的历史悲剧,即将重演。
蒙古大军自有敢于一统天下的实力,不仅仅是雄心、决心。
从蒙元灭宋的谋篇布局看,成吉思汗建立并延续下来的这个草原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各方面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战时机制体制,显示出强大的内生战斗力和原生的扩张力。因此,宋蒙之战一开始,蒙古帝国就设计好了灭宋的路线图、时间表、施工单、任务书,志在必得。
对战无定数,胜负无常规。战场上天、地、人因素复杂,且变量多、变数大,但蓄谋已久的蒙古大军对宋军的战争,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从战略谋势上看,既有总体运筹又有重点突破,既有长计划也有短安排,既有伐兵之策更有攻心之术,显得有张有弛、有法有章。从战役实施上看,由西到东,从北到南,纵横数千里,跨越江河海,总体战风卷残云,阻击战攻防有力,阵地战如铜墙铁壁,运动战似霹雳闪电,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在最大流域、最长战线、最多层面同时展开的歼灭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推翻前一个朝代最艰巨、最惨烈、最彻底的经典战例,也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大片。
综观蒙古大军灭宋的过程,是按三路兵力组织、三个战场展开、三个时期来进行的。这“三个战场”,分别是西路军开辟四川战场、中路军抢夺京湖战场、东路军控制两淮战场。这“三个时期”,分别是窝阔台汗时期(公元1234年—1241年)、蒙哥汗时期(公元1258年—1259年)、忽必烈汗时期(公元1268年至1279年)。
三个战场有重有轻、有呼有应、有分有合,打得山呼海啸,最后三路合一,直捣临安;三个时期的三位大汗毫不歇气、步步紧逼,一年接着一年打,一代跟着一代干,终于把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大宋王朝逼进了死胡同,赶到了悬崖边。
历史,总是环环相连、丝丝入扣、马不停蹄,从未有散漫、闲暇、打盹的时候。
公元1234年六月,灭金之战惊尘甫定,宋军入洛的战报刚到,蒙古大汗窝阔台就召开诸王大会,宣布实施大规模的攻宋之战。随即,旋风狂飙般的蒙古铁骑潮水般从三个方向涌向川蜀、京湖、两淮地区,所到之处大开杀戒、疯狂屠城,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破坏,生灵涂炭,财物被掠,生产被毁,文化遭劫,蒙古铁蹄所到之处一片哀号。据史料记载,一次战斗被杀的宋朝百姓和士兵可达数十万人,窝阔台派弟弟托雷攻入天府之国,疯狂屠杀成都军民,数年之内蜀地人口锐减千万人以上。蒙古大军的残暴,令人不寒而栗。
对蒙古帝国而言,灭金之战实际上有一箭双雕之功,既摧毁了金朝残存的堡垒,也完成了蒙古兵力对中原地区的强势介入和对宋作战的要点布阵。而对南宋而言,却是引狼入室,最终连命都送上,连哭都来不及了。公元1241年,窝阔台死于豪饮,蒙古大汗换了几任,但攻宋的计划从未改变。
公元1251年,窝阔台的养子、成吉思汗幼子托雷之子蒙哥登上蒙古大汗宝座,即率军再次从陕甘方向进入川蜀地区,横扫成都、重庆、泸州、万州等地,占据长江上游地区。与此同时,蒙哥汗命弟弟忽必烈进兵云南,灭大理国,加固了西南方向的打击力量和防卫能力。
公元1259年,蒙哥汗在连续征服欧洲、非洲、亚洲40多个国家之后回兵入川,从长江上游往中下游地区推进。在攻打重庆合川钓鱼城时,遭遇宋军守将王坚、张珏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蒙哥汗受炮击而亡。但蒙古军队并未停步,而是绕开钓鱼城,沿长江三峡东下,直逼湖北、湖南,形成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宋军主力的压力,是为西路军。
在京湖地区,忽必烈统领的蒙古大军攻打湖北、湖南等长江流域重镇,上接应西南,下支援东南,先后占领襄阳、鄂州(今武汉)、江陵、荆州、郢州、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建康(今南京),重点打击南宋主力部队,切断拱卫首府临安的援军,是为中路军。
占领中原地区的蒙古大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克唐州、邓州、光州等地,另一路打下定远、滁州、六合、真州(今扬州)等地,会师于江淮地区,然后一同打过江南,直逼临安,是为东路军。
在江南水乡,蒙军东路军统帅、左丞相伯颜从容不迫地排兵布阵、安营扎寨,以右军、左军、中军三路包围临安,天罗地网,恢恢密密。堂堂南宋、煌煌华夏,犹如网中之鱼、瓮中之鳖、俎中之祭品。
宋蒙之战,大宋王朝败于蒙古帝国,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是一个神话,蒙古骑兵创造的许多战法、战例、战绩是传奇。他和他的儿孙们率领的蒙古骑兵规模应该在二十万骑左右,却能一次荡平欧洲、中亚地区的几十万兵力,打败上百万人的金兵,令交战对手无不肝颤。如此骄人战绩的取得,与他的残暴、强悍、勇敢、坚强的性格有关,但更与他的大战略、大胆识、大智慧密切相关。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没有研究过孙子的兵法,但他的战略部署、战役谋划、战斗实施一直是胜券在握,他一生打过六十多场仗,除了一次战斗发现不利主动撤退,其余各场屡战屡胜,没有失误;深思熟虑计得失,居高望远定乾坤,表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雄韬伟略和天才素质;他敢于以小伐大、以少战多、以弱搦强“伐大国”、打大仗,制胜之道在先发制人,首战就摧毁敌方意志、先灭敌方有生力量,因此他的军事行动呈现突袭性、主动性、运动性、机动性、进攻性、残酷性等特点,始终占据先机主导;他的屠城之术使人心理摧毁、精神崩溃、意志坍塌,而且屡试不爽,令人彻底恐惧,让《孙子兵法》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在他身上找不着注脚;他指挥的长途奔袭,到达欧亚大陆的边缘,以劳胜逸,所向披靡,让“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的战法不再灵验。直到今天,一些史学家还把成吉思汗列入人类历史上十大军事家的排行榜。
从成吉思汗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等四个如狼似虎的嫡生儿子们,再到蒙哥、拔都、旭烈兀、忽必烈、阿里不哥等一群骁勇善战的优秀孙辈,一代又一代的铁血英雄们传承奔驰的特质、遗传战斗的基因、高扬胜利的旗帜。
蒙古大汗们是战略的高手,也是战术的巧手、战法的老手。“蒙古旋风”灭国四十,“上帝之鞭”让地球颤抖。自信满满风度翩翩的欧洲骑士,一旦遭遇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蒙古骑兵,立即吓得魂不附体、斯文扫地,他们手里堂吉诃德用的长枪、角斗士用的重剑,在蒙古骑兵带钩的长矛、弯刀面前显得笨拙、迟钝而脆弱;欧洲长弓与蒙古雕弓相比,拉力不及一半,射程差一大截,杀伤力相形见绌。尽管欧洲骑士把自己包裹严实得像个粽子,但蒙古弓弩射出的利箭,箭重而锋窄,很容易钻进敌手铠甲的缝隙而致其命。攻有方,防有术,蒙古人发明了用生丝制成的“防弹衣”,即使箭头射入肉体,有丝衣缓冲保护,只要拉出丝衣就能拔出箭头。成吉思汗重视武器装备的先进性,每逢大仗,俘虏的工匠技工等一个不杀,全部转成工程兵、技术兵;他非常重视运用大炮等先进武器作战,抛石器、铜火炮、火箭发射装置、火焰喷射器等被广泛应用,“回回炮”等重型武器“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八尺”,打出了冷兵器的威风,也打成了热兵器的先锋;元军长途作战,往往一人数马,主马主战,从马紧随,马歇人不歇,所以“来如天坠,去如闪电,飙风迅震,千里瞬至”,是“闪电战”最早的发明者;蒙军组织严明、治军严酷,形成军政、军民一体的“千户制”,十户一组、百户一编、千户一体,战斗队以十为单元,一人逃跑、十人全杀;一家叛逃,十家连坐,形成捆绑式、链锁制的战斗力。
富庶南宋,迟早是游牧人的网中鱼、砧上肉。
蒙古帝国以征服欧亚大陆的战略视野来审视、部署对西夏、对金、对宋的战争,用攻打欧洲城邦城堡的战略战术来攻取南宋城池,运筹有方,游刃有余。他们频繁使用强势逼近、包抄打围,据险守要、正面强攻,大兵压境、箭雨覆压,避实击虚、佯退诈攻、欲擒故纵等兵法作战,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忽必烈时期,元朝政权针对大宋朝廷的文武官员、地方官员、各城池守将等,展开间谍战、心理战、攻心术,或许以高官,或给予重金,或挑拨离间,或恐吓逼迫,使得不少官员反宋归元、宋才元用。中国的晚宋社会,是传统价值观、正统道德观遭到严重践踏和质疑的尴尬时期。
但对文天祥的劝降,是一场漫长、艰难而失败的心理战。
元军兵力一直不多,但善于草船借箭,大胆使用汉人,蒙古兵力不够就放手招募前西夏兵、金兵、宋兵。元军本没有水师,但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登上汗之始,就开始修造舰船、编练水师,战斗中注意收缴、收编、收买宋军的水师,组建大元水师。一个强悍的骑兵集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最终使一度辉煌的大宋王朝葬身海底。
川蜀、京湖、江淮三个战场波澜壮阔,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接续奋战,这不能不说是置南宋王朝于死地的大手笔。
人是战争的第一因素,尤其是统帅人物。
十二世纪末起,强悍的蒙古部族崛起为强大的蒙古帝国。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个马背民族诞生了几位史诗级的英雄人物和帝国领袖。
第一位是成吉思汗,他完成草原部族的统一大业,横扫中亚,战刀直指里海与黑海间的高加索,征服欧亚大陆和印度河流域,回手一刀灭掉西夏王朝,“上帝之鞭”所指,尽入蒙古帝国囊中,但一代天骄在攻打西夏时受伤而殁;第二位是窝阔台,成吉思汗的三儿子,他按照成吉思汗的遗策发起灭金战争,开启灭宋之战,战绩显赫,大势初定,却因酗酒过度而亡;第三位是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公元1235年拔都奉三叔窝阔台大汗之命,率领由王室各家长子和各家族长子组成的“长子团”西征,七载而归,一直打到波兰、日耳曼、基辅、匈牙利等,15万蒙军击破60万欧洲联军,沿途各国无不臣服,但拔都最终病逝于伏尔加河河畔;第四位是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长子,继承汗位后派兵西征西亚、南攻南宋、降服高丽,威震海内外,但在亲临火线攻打重庆钓鱼城时,壮烈牺牲;第五位是忽必烈,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四子,奉兄长蒙哥汗之命总领漠南事务,奉命进攻云南、灭大理国。公元1259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统领中路军,一路向南,开辟湖北战场,攻取长江中游重镇鄂州。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登上王位,公元1260年成为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公元1264年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至此,蒙古帝国进入元时代。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成为300多年大宋王朝的终结者。
与蒙古帝国、大元王朝的崛起可以一比的,是整整1500年前秦国的崛起和秦朝的建立。秦始皇之所以能一统天下、终成帝业,是因为“奋六世之余烈”,前面六代君王接续奋斗,无一颓势。元朝的一统天下、百年帝业,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数位大汗毫不松懈的共同奋斗得来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就可能造成事业链的断裂,但秦没有,元也没有,后来的康、雍、乾也没有。这是历史的遗传密码。
从草原部落壮大成为强大帝国,尽管蒙古集团在成长过程中充满血腥内斗,部落之间、贵族之间、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但总体上是优胜劣汰、日趋强大,在血雨腥风中拼杀、打造出一个强悍的领导阶层和政权系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目标明确、惯于拼杀、勇敢斗争,有跨代但从不断代、有张弛却不松弛的领袖集团、英雄群体的强力领导和接续斗争,这个草原部落才从中国的北方边陲走向中华大地,建立起蒙古政权160多年、元朝政权近100年,作为主角在中华民族大舞台活跃了一个世纪,推动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文明大交融。
这样的领导集体和精英阶层,在宋朝没有出现,文天祥没有遇到,可谓生不逢时。
历史无法选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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