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以下简称“八一馆”）举行“南昌起义参与者新增名录”发布会仪式，正式公布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增至1120位。

走进八一馆，拾级而上，位于二楼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上，陈玉昆、陈芝馨、陈叶珍等革命先辈的名字一个个整齐镌刻着。1120位，这个数字的背后，讲述着多少英雄的故事？又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追寻故事？

今日，晨报记者带您一同了解追寻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1120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二楼，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镌刻着一个个革命先辈的名字。

▲图为陶植柳烈士的孙子陶表凡向八一馆捐赠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复制件）。本文图片由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供

追忆

他是起义当天牺牲的唯一留下姓名的烈士

在八一馆，古朴座钟的指针永远停在了南昌起义打响的时刻——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当日，随着三声信号枪响，2万多名起义军将士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在暗夜中启程，筚路蓝缕。在这些勇士当中，有一位姓名为“陈守礼”的共产党员，他是当天牺牲的烈士中唯一留下姓名的人。

“到今天为止，我们只知道一位牺牲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烈士的名字，他就是当时72团教导队队长陈守礼。南昌起义的参加者除了后来公众耳熟能详的开国将帅，还有众多像陈守礼一样的年轻战士，他们大多正值青春年华，却义无反顾地参加起义，不少人为革命、为信仰付出了生命。”八一馆研究馆员肖燕燕向记者动情地说道，烈士们用热血谱写了壮烈的凯歌，用生命奏响了胜利的号角，令人敬仰。

“向前！向前！”1927年8月1日凌晨，年仅20多岁的陈守礼率领十几个士兵隐藏在石柱旁，前方弹雨飞溅，火红的弹道纵横交错，像织着一张巨大的火网，战场顷刻间由黑夜变成白天。子弹从陈守礼身旁呼啸而过，可他全然不顾，朝他扑过来的敌人一个个倒下……陈守礼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在带领士兵们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陈守礼不幸腹部中弹，倒在了血泊之中。

“自从在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看到陈守礼的故事，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被他那可贵可敬的精神深深地折服。”今年刚参加完高考的熊高旸在今年7月1日八一馆举行的“永远的七一”活动中饰演陈守礼，通过那次沉浸式的演出，他深刻地领略到革命烈士的精神，“青年的我们，应作为传承革命精神的主力军。”

每一个英烈都值得铭记，陈守礼只是众多起义参加者中的一个。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无声地诉说着一个个像他一样浴血奋战的战士的故事，正是他们的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的祥和安宁、灯火璀璨。

“每当建军节来临，总有不少游客前来参观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还有不少老党员，他们是我们的常客，几乎人人都能讲述一段革命故事，红色基因已经深深融入他们的血脉之中。”八一馆讲解员陈研说。

追寻

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

寻找到更多参加南昌起义的“无名英雄”，是八一馆几代工作人员的夙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工作愈发困难，但寻访组没有放弃，继续跨越时间的长河，进行一场没有句号的追寻。

“1987年，我刚到八一馆工作时，恰逢筹备八一起义60周年陈列展，但起义部队序列表因空缺太多而未能展出。我们只得从存档的口述史等资料里搜寻蛛丝马迹，梳理起义参加者出生、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并向各地党史办等发函，请求协助查找。”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肖燕燕仍历历在目。

在建军70周年之际，八一馆把征集到的104位南昌起义参加者的照片和简历首次展出，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彼时已94岁高龄的徐先兆在家人搀扶下来到八一馆，当他看到自己当年的老照片被展示出来，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不禁热泪纵横，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

从建军70周年时只征集到104位南昌起义参加者的线索，到目前有名有姓的起义参加者已增加到1120人，镌刻在大理石板上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是对革命先辈的告慰。

考证

有幸与尚健在的起义参加者面对面交流

对于寻访组来说，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抢救式”寻找。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考证工作是十分繁杂的，包括对参加起义起止时间的划分，涉及收入名录的标准，都要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

有的人一生当中先后使用两个不同的名字，也有的人甚至使用多个不同的名字，这些都增加了他们的寻找难度。最常见的就是一人多名的问题，比如彭猗兰，当年的名字是安琳；黄霖，当年的名字叫罗直方；叶涛，又叫戴志青……还有一些烈士后人找上门，说他们家的某个父辈参加了起义，但又拿不出切实的证据。

彭猗兰是一位女性，她是已知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参加南昌起义时，彭猗兰年仅19岁，那一夜，她和战友们穿梭在各个战场之间，一边做宣传鼓动工作，一边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得知她的上述情况后，八一馆到处发函寻找，才得知老人在北京，当时老人已经100岁。在与她的交流中，工作人员获知了许多关于南昌起义的历史细节。

据了解，参加南昌起义的女兵共有31名，多数人的事迹因年代久远和信息失落未能收集完整。大多数的起义参加者还健在的少之又少，能有幸寻找到彭猗兰，还能面对面地向她了解更多的往事，实属不易。

八一馆工作人员在一些南昌起义参加者的回忆中，发现有位起义参加者姓名的前两个字为“刘纯”，但始终未能搞清楚最后一个字。后来，刘纯煜的家人看到了媒体报道，给八一馆寄来刘纯煜的个人资料（包括照片）以及有关人士整理的回忆录，这才最终确认刘纯煜的起义参加者身份。

记者发现，在今年新增的54位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湖南人居多。八一馆陈列科科长刘小花介绍说，每次寻找到的起义者名单上，都是湖南人居多，这是因为当年参加起义的贺龙第二十军有7500人，是所有参加起义的部队中人数最多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跟着贺龙从家乡湖南出来的。

缅怀

各方力量纷纷助力 共同纪念革命先烈

近年来，八一馆借助网络新媒体平台，将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单征集活动推向更广的范围。不少人前来参观咨询，党政机关、部队、院校及双拥社会团体和个人纷纷加入进来，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后代更是提供了不少线索和资料，有的甚至把珍藏多年的参加过起义的亲人用过的物品捐献给八一馆。

“有一年，我和同事到北京帽儿胡同探望李硕勋烈士的夫人赵君陶。当时，赵君陶老人因年老体弱，正病卧在床，但她仍分外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她取出一个小箱子，将珍藏在箱子里几十年的李硕勋生前用过的物品，如眼镜、烟嘴、领带、西装上衣等共10件，全部赠送给了我们。”肖燕燕告诉记者，如今，这些物品都在八一馆内珍藏着。

陶植柳烈士出现在今年的南昌起义参加者新增名录上，他是南昌进贤人。1926年北伐军占领进贤后，他参加了由国共两党合办的青年知识班。大革命失败后，他来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陶植柳的孙子陶表凡向八一馆捐赠了陶植柳烈士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复制件）。

吴雷鸣烈士的名字也在今年新增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上。他的孙子吴伟庭表示，会将珍藏多年的“光荣烈军属”门牌捐赠给八一馆。

陶植柳、吴雷鸣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呢？原来，今年6月14日，八一馆工作人员在查阅1989年的《进贤县志》和《进贤县烈士基本情况一览表》时，查到出生于进贤县赵埠乡（现三阳集乡）湖头村的陶植柳烈士和三阳集乡艾家村的吴雷鸣烈士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

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和当地老人讲述，以及前往烈士后人家中核实史料的真实性，八一馆工作人员最终证实陶植柳和吴雷鸣均参加过南昌起义。“当最终核实一切内容均为真实的时候，我们无比激动！”回忆起寻找过程，寻访组成员总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言语之间没有一丝怨言，唯有感动和喜悦。

对于八一馆的工作人员而言，完整呈现南昌八一起义这段历史，既是使命，也是对无数革命先烈一次永不落幕的纪念。